孟達隨即率領部眾四千餘家投奔曹魏，帶走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這一舉動直接削弱了蜀漢在邊境的防禦力量。
投降後，曹丕親自接見他，稱讚其“智勇雙全”。
被任命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並獲封平陽亭侯，兼任新城太守，統領三郡事務。
曹丕將新城郡列為戰略重地，賦予孟達極高的自主權，視其為西南防線的重要支柱。
孟達在曹魏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勢力。
與朝中大臣桓階、夏侯尚交好，受到信任和重用，對於此時的孟達來說，他找到了一個新舞臺，併成功穩固了自己的地位。
孟達在曹魏的地位看似穩固，但曹丕的去世，使他失去了重要的靠山。
曹叡即位後，對孟達表現出一定的疏遠和冷淡。
孟達的權勢正逐漸削弱，這種情況下，又開始重新評估自己的處境，並對諸葛亮的蜀漢，重新產生興趣。
諸葛亮曾多次與孟達通訊，勸其歸蜀。
信中詳細分析了蜀漢的戰略優勢，承諾如果孟達迴歸，將給予高官厚祿。
諸葛亮的言辭打動了孟達，回通道：“吾雖降魏，未嘗忘本。”此時的孟達，內心已動搖，開始籌劃反魏歸蜀。
孟達的叛魏計劃悄然展開。
秘密訓練士兵，加強城防，並與諸葛亮約定，等到蜀漢北伐時內外配合。
為了掩蓋計劃，表面上仍然盡職盡責，向朝廷呈報治理新城的成績他的一些舉動逐漸引起了魏興太守申儀的懷疑。
申儀與孟達關係素來不和，得知孟達與蜀漢有書信往來後，立即上表告發。
司馬懿得知此事，判斷孟達確有異心，決定立刻出兵剿滅。
司馬懿派遣大軍，以八日急行軍的速度趕赴新城，試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解決孟達。
孟達得到訊息時，距司馬懿的軍隊抵達已不足三天。
匆忙加固城防，召集兵力應戰，可內部的分裂，讓他難以凝聚士氣。
城中的將領鄧賢、李輔等人因不滿孟達平日的作風，選擇開城投降。
司馬懿順利攻破新城，將孟達押往營帳。
面對昔日的同僚，孟達試圖辯解，司馬懿毫不留情，下令將其斬首，並將頭顱送往洛陽示眾。
孟達的叛魏計劃，在這一刻徹底破滅。
孟達一生的叛變，表面上看是反覆無常，深究其動機，每一次選擇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次叛蜀投魏，是在蜀漢內部受擠壓的結果。
並非主動反蜀，而是被逼無奈之下，選擇了一條自認為更安全的道路。
第二次叛魏通蜀，則是孟達對自身處境的重新評估，只是他未料到，申儀的告密，和司馬懿的雷霆手段，令這次計劃葬送了自己。
孟達的叛變，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亂世中小人物的自保之策。
既想追求更大的舞臺，又無法擺脫複雜的政治環境，和自身的短視心理。
這種反覆和矛盾，成為他一生的標籤。
從孟達的履歷來看，確實是一位能力出眾的將領。
在劉備手下，他率部攻佔房陵、上庸，為蜀漢擴充套件疆土。
在曹魏，擔任新城太守，穩定了三郡局勢，還能與地方士族保持良好關係，展示了出色的行政能力。
司馬懿對孟達的評價，也承認了他的軍事價值，稱其“為將頗具謀略”。
正是因為他的實力，司馬懿得知孟達有叛變跡象後，才會快速親自率軍征討，絕不讓他有任何喘息之機。
這種高規格的追捕，反映出孟達對蜀漢和曹魏的重要性。
孟達的能力也有侷限，過於注重個人利益，缺乏對大局的把握。
在曹魏的立足未久，就迫不及待地策劃叛變，完全低估了申儀對他的敵意，和司馬懿的反應速度。
這種短視和急功近利，使他在亂世中無法穩固自己的陣腳。
孟達並非無謀之人，但性格存在致命的缺陷。
稱其“性狡猾，難以託付”，這是他一生悲劇的根源，善於投機，卻不善於經營長期的忠誠。
孟達的狡猾，使他在短時間內能夠左右逢源，但反覆和缺乏堅定立場，讓他始終得不到真正的信任。
無論是劉備、曹丕，還是諸葛亮、司馬懿，都沒有將其視為，可以長期依賴的核心將領。
這種信任的缺失，導致他始終處於動盪的邊緣，難以安穩立足。
孟達的悲劇，也與亂世的政治環境密切相關。
三國這種權謀鬥爭頻繁的背景下，任何有能力，卻缺乏明確陣營歸屬的人，都會成為被打壓或利用的物件。
孟達才能出眾，但既沒有強大的家族背景，也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去自保。
每一次叛變，實際上都是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尋找庇護。
他的處境，也讓人聯想到其他一些叛將，比如呂布、袁紹手下的張燕等人，他們的能力往往被各方看重，卻因為政治上的搖擺不定，而難以真正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