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胡達裡商隊

挖掘過程中，團隊格外謹慎，因為文書類文物極易損壞。蘇芮佩戴著防靜電手套，用軟毛刷逐層清理堆積物，當清理至1.2米深度時，一片泛黃的木牘殘片顯露出來，上面隱約可見墨書字跡。

“立即停止挖掘，啟動文書保護預案！”張北煬喊道，隊員迅速搭建臨時保護臺，用噴霧器向周圍噴灑保溼劑，防止木牘水分過快蒸發。

隨著更多木牘、帛書與彩繪木簡的出土，團隊發現這些文書均被整齊堆放在一個木質文書箱內，文書箱雖已腐朽，但仍能看出分層結構，木牘在上，帛書居中，彩繪木簡在下，體現了嚴格的文書分類制度。

經初步整理，出土的東漢木牘文書共24枚，內容涵蓋商隊稅收記錄、戍卒排程安排與物資調配明細。其中一枚木牘詳細記載：

“永元十年春，中原商隊入石城，載絲綢百匹，關稅十匹；西羌商隊攜羊毛毯五十條，關稅五條，戍卒三人護送，至藏羌驛站交接。”

木牘右下角蓋有“石城共管印”，印文包含漢、羌、于闐三種文字，印證了三方共管商道的制度。

最具價值的是一卷帛書《商道盟誓》，帛書長1.5米，寬0.8米，用漢、羌、草原、波斯、吐蕃五種文字書寫，內容為四方商隊共同訂立的貿易規則，如“公平交易，不得欺瞞；商道遇險，互助相救；關稅統一，不得私加”。帛書邊緣鈐有四方印章，分別為中原的“都護府印”、草原的“狼紋印”、波斯的“火焰紋印”與吐蕃的“卷草紋印”，表明這份盟誓得到了多文明商隊的共同認可。

彩繪木簡則展現了更直觀的商道圖景，12枚木簡首尾相連，繪製出從石城至蜀地、草原、波斯的完整商道路線，路線旁標註著驛站位置、距離與注意事項——如“從石城至藏羌驛站，百里，多雪山，需備防寒物”“草原段，常有風沙，需靠星象辨方向”。木簡表面用礦物顏料上色，中原路段用紅色標註，草原路段用藍色，吐蕃路段用綠色，色彩鮮豔，儲存完好。

這些文書的出土，填補了商道管理制度的文字實證空白，證明東漢時期崑崙商道已形成成熟的管理體系：

既有明確的稅收與戍卒排程制度，又有多文明共同認可的貿易規則，還具備詳細的路線指引，為研究古代跨區域貿易管理提供了罕見的實物資料。

根據此前對藏羌驛站的勘探，團隊在驛站遺址西側發現一處疑似儲物坑的遺蹟。探地雷達顯示，該坑為長方形，長2米，寬1.5米，深度1.2米，內部存在大量金屬訊號。挖掘前，團隊先清理坑口周圍的建築遺蹟，發現坑口用石塊封堵，石塊間用紅土粘合，與西羌建築的封堵方式一致。

當石塊被逐一移除後，坑內整齊碼放的青銅令牌映入眼簾。令牌呈長方形，每枚長10厘米，寬5厘米，厚度0.5厘米，表面刻有不同紋樣。團隊用托盤小心提取令牌，共出土50枚，分為五式：

第一式刻中原星象紋，第二式刻西羌羊紋，第三式刻草原狼紋，第四式刻波斯火焰紋，第五式刻吐蕃卷草紋，所有令牌背面均鑄有“通行商道”四字漢文。

蘇芮對令牌進行細緻觀察，發現部分令牌邊緣殘留著織物痕跡，她立刻取樣送往實驗室檢測。檢測結果顯示，這些織物分別為中原絲綢與西羌羊毛——刻有星象紋的令牌殘留絲綢纖維，刻有羊紋的令牌附著羊毛痕跡。

“這說明令牌與對應文明的商隊物資存放在一起，進一步證明令牌的歸屬。”

蘇芮分析道。

對令牌的金屬成分檢測顯示，所有令牌均為青銅材質，含銅量約85%，錫含量12%，鉛含量3%，材質配方完全一致。

“這表明令牌由同一工坊鑄造，可能是石城管理中心統一製作後發放給各文明商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