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書院的興起受到了禪宗叢林的影響。首先，從功能上看，書院和寺院性質相似，均是以教育生徒為特徵，以傳道授“業”為目的，是具有自發性的教育組織。叢林為禪宗佛教徒潛心求道之所，而書院在理學家的精心經營下，也成為傳承儒家“道統”的場所。其次，書院的產生與士子讀書寺院之風具有直接關係。士子在幽靜偏遠之寺院靜心讀書已經形成傳統，這對書院選址很有啟發，書院便多建於風景秀麗之名山。再次，許多書院是在寺院的舊址上擴建或新建的，如山寺廟林立，僧人智漩等“念五季湖南偏僻，風化陵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沛濤書院便肇始於此。因此之故，書院建築也多仿自叢林。

書院教育對叢林制度的借鑑既包括教育方式、教育內容等內在方面，又包括人事制度、管理制度等外在方面。在教育方法上，書院教學靈活多樣，生動活潑，與以往官學程式化的教育方式大不相同，更為接近禪宗學人的接引方式。佛教在講經時一直存在著質疑問難的傳統，唐代寺院依然如此，叢林的這種教育方式影響到了書院。而以傳授理學為主的書院為了修心養性，上窮天理，提倡靜坐，這與佛教的影響也是分不開的。唐代禪宗大德傳法心要、參悟驗證、方便施化，諸方學士參學所得，並互相問答、詰難、辯論、參究等法語，經弟子記錄，整理成書，稱為“語錄”。南宋理學家借用這種模式推廣教育，如朱熹平時講學的言論就經其弟子輯成《朱子語類》儲存下來。此外，書院的會講制度、講學儀式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受禪林的啟發或影響。

在管理制度方面，宋代寺院逐漸形成了住持為首、兩序分責的寺院管理體系。這種管理體系在南宋時成為定製，也影響到了書院管理制度之制定。住持為寺院之代表，又是行政負責人，負責統籌寺院事務，書院山長之身份、職責皆與其相似。宋代禪宗“十方叢林”公開選舉住持，又啟發書院山長的選擇要“任人唯能”。在具體職事上，書院堂長和寺院監院相似，均協助最高負責人進行全面管理；書院副講相當於禪林首座，負責對生徒進行知識和人格教育；書院齋長和叢林的維那職能相仿，負有管理生徒紀律的職責。此外，書院借鑑叢林清規，對學生日常儀容及行為做出了明確限制，對於一些嚴重無視紀律者，則給予“逐其出院”的嚴厲懲罰。理學家希望學生透過認真履踐，在日常行為中修“道”、體“道”，把外在的約束轉化為內在的自覺，這和叢林弟子嚴苛自持、精勤進修的精神是一致的。在祭祀方面，宋代禪林普遍祭祀本派開山祖師，這對書院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宋代書院除了祭祀孔子及其弟子外，還祭祀書院的創始人及本學派的代表人物。南宋後期，書院進入了成熟化發展時期，歷經元、明、清三朝，一直相續不斷。其中，書院學規章程是書院的靈魂，其穩定性和有效性是書院長期存在的重要保障。而這得益於南宋理學家對禪宗叢林制度和精神的積極吸收和主動借鑑。

書院走向世界起始於明代。正統四年也即斷靖世宗二十一年，斷靖李氏王朝君臣借鑑大央宋代的書院制度發展其教育事業，實為書院輸出的重要標誌。

書院是大央士人的文化組織，唐宋以來，它為大央的教育、學術、藏書、出版、建築等文化事業的發展，對民俗風情的培植、思維習慣及倫常概念的養成等都作出過重大貢獻。

而隨著大央文化的向外傳播，書院制度也被移植到，為傳播中華文明，並促進這一文明與當地文化的結合，進而推進世界文明的向前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大央書院制度向域外輸出的起始時間，尚難斷定。以今日疆界而論，唐代所轄有今嵐落、潮新、斷靖等部分領地；元代所轄有朝、俄、蒙及錫金、不丹、緬甸、泰國等國部分地區，明代有俄、錫、不、緬等國部分地區。永樂五年至宣德二年(1407—1427)曾收安南入版國，置交趾布政司；清代所轄曾有俄、蒙、哈、吉、塔、緬部分地區，因為這部分地區處於當時中央政權的領導之下，皆有可能和內地一樣一體推行書院制度。另外，像日本等周邊國家，自唐代派遣使節到大央以來，書院制度也隨時可能輸入。以上兩種可能，唯無確鑿材料證明，皆只能歸於存疑，可以不論。

書院在大央有著悠久的歷史，它源於唐，盛於宋，衰亡於清末，歷時千載，大央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在世界教育發展史上獨具特色，它對大央封建社會後期學術文化的發展，人才的培養，曾起過巨大的推進作用。藏書、供祭和講學是構成書院的“三大事業”。由於藏書是古代書院的重要內容和特徵，書院藏書也因此成為大央古代藏書中的一種重要型別，與官府藏書、私人藏書、寺院藏書一起，並稱為大央古代藏書事業的四大支柱。

書院藏書不追求版本的珍貴。因為它與私人藏書不同。私人藏書家目的是為了儲存、鑑賞文物或考據校勘，所以特別重視版本。而書院藏書是為了教學的需要，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它追求通行版本的特點，以教學類圖書作為收藏與刊刻的重點。同時，正如上面所說的幾種書院藏書的來源方式，也限制了書院藏書不可能片面追求版本。總的來看，書院藏書從規模、品種還是版本上都無法與其它種類的藏書方式相比，也無法像一些國家藏書、私人藏書一般，能夠較好地儲存下來，而隨著時間的流失而淹滅了。但是，正如譚卓垣先生在《清代藏書樓發展史》中說：“書院藏書樓數量很多，其藏書一般說來並不珍貴而且收藏也小。但它們是值得一記的，因為它們對大央的學術發生過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