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第九處對軍統局的依賴程度很小，可軍統局卻少不了第九處，特別是日偽的高層情報，完全是第九處提供的，連處置幾個叛徒，還得借用第九處的力量。
他如果還要繼續持有忌憚心理，而導致雙方逐漸疏遠，後悔的絕不是李驍陽，受損失最大的是他和軍統局。
“對高棕武和陶希聖的事情，委座是怎麼安排的？”李驍陽問道。
“委座的意思是要在重慶、港城和上海租界的報紙上，刊登日本和汪經衛簽署的秘密協議內容，但陶希聖的家人還在上海，他擔心家人會因為這件事遭到日偽的毒手，所以我要負責把他的家人救出來。”戴老闆說道。
“以杜老闆在上海的力量，想做到這一點其實不難，加上特工總部的李仕群沒在上海，監視工作是丁墨村手下一群二百五負責，救援的難度降低了不少。”李驍陽說道。
陶希聖有五個孩子，資料記載，陶希聖的妻子找到汪經衛夫婦，說是要到港城勸說陶希聖，只帶兩個最小的孩子走了，三個大的留在了上海，這似乎是有作為人質的意思，汪經衛夫婦對此很是放心。
沒想到，軍統局和杜老闆合作，由萬墨林指揮青幫的人，把三個孩子暗地裡給救走了，由此秘密協議才順利在報紙上刊登出來。
“自從抗戰以來，我們軍統局在淪陷區部署了規模龐大的潛伏組織，想要和日偽堅持地下戰鬥，震懾那些意志不堅定的人，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
“從去年汪經衛抵達上海組建傀儡政權開始，日偽的搜捕力量加大，潛伏組織不斷遭到日偽破壞，軍統局可以說是損兵折將，南京區的潛伏力量目前躲到了上海，武漢區的潛伏力量躲到郊外，這樣的情況怎麼開展工作？”
“光是少將級特工就有六七個被捕，關鍵是，他們沒有一個撐住日偽的審訊和勸說，都投降了日偽，這也讓委座對我們軍統局的表現很不滿意。”戴老闆說道。
“老闆，潛伏活動失敗被捕，這也是難免的事情，實話實說，只要他們一直在活動，就必然留下痕跡，也就有被抓到的危險，淪陷區是敵人佔據主動性和優勢，我們不能低估對方的能力。”
“而且日本憲兵隊和特工總部的刑具非常殘酷，我估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撐不住刑訊，您可是我們這一行的大行家，特務工作的奠基人，想必對這件事應該能夠理解。”李驍陽說道。
他能怎麼說？說那些被捕叛變的軍統特務都是飯桶窩囊廢？
這種事說起來很容易，寧死不屈、堅貞不屈這樣的詞的確好聽，但是真的不現實，血肉之軀能抗住刑訊的沒有幾個，哪怕是受到專業訓練的特工。
他不敢嘲笑軍統局的特務，第九處的特務如果遇到這種情況，表現肯定也好不到哪裡去，想到了和能做到是兩碼事。
“你就不要安慰我了，我也不爭論是不是受刑不過才投降的問題，而是眼下的局面，必須要得到改善，所以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戴老闆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