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已經決定了將大宋的都城從東京遷到北京，遼東這裡的戰事也在繼續，北京這裡擁有眾多瑣事需要趙俁來拿主意，可在見到前線的戰事已經轉為緩慢推進不是短時間就能滅掉金國之後，趙俁還是在第一時間決定回東京汴梁城，結束這次御駕親征。
趙俁很清楚，至少截止到目前為止，東京汴梁城仍舊是大宋的中樞，而自己是大宋的皇帝，不應該長時間不在皇宮坐鎮。
中樞之地本是一個國家權力的核心，皇帝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穩定的象徵。一旦長時間缺位，原本圍繞皇權運轉的官僚體系便可能出現銜接不暢、決策遲滯的問題。各部門官員在缺乏最高權威約束時，難免會滋生推諉扯皮之心，甚至有人會趁機鑽空子，以權謀私。
皇帝親征或離京時，前線與中樞的資訊傳遞往往要經過多層週轉，很容易出現延誤或失真。中樞官員不瞭解前線具體情況，可能會提出脫離實際的指令；而皇帝身處外地，也難以及時掌握京城乃至全國的細微變動，比如地方災情、民生矛盾等。
皇帝長時間離京，最容易引發的還是朝野上下的不安。官員會猜測皇帝的意圖，百姓會擔憂局勢的穩定，甚至可能讓別有用心之人趁機散佈謠言，煽動人心。
所以，即便是親征，若時間過長，後方也可能因“主少國疑”（即便太子成年，也難及皇帝權威）而滋生叛亂，歷史上不少親征帝王因後方不穩而功敗垂成，便是明證。
因此，中樞的穩定是一個國家運轉的基石，皇帝作為核心，即便有親征等必要離京之舉，也需嚴格把控時間，透過完善的監國制度和高效的資訊傳遞，將權力真空的風險降到最低，否則再英明的帝王，也難抵長時間脫離中樞帶來的連鎖反應。
得知趙俁要回東京，張純看著趙俁，大點其頭。
見此，李琳問：“你好像很贊同官家回京？”
張純直言不諱地說：“官家這是明君的表現。”
李琳問：“為什麼這麼說？”
張純說：“官家登基時，外有青唐反覆，西夏、遼軍聯合壓境；內有新舊黨爭，國庫空虛，士紳大族佔田無數，百姓無尺寸之田，貧富差距極大，軍人和官員數量太多，為了養活他們，朝廷不得不花費鉅額錢財，導致財政嚴重超支，使大宋積貧積弱，形勢如此之差。”
“官家登基第一年就把欠將士的軍餉全都給發下去了，第二年就將欠官員的俸祿全都給發下去了，登基十五年，徹底解決了大宋三冗兩積的沉痾積弊，而且還已經給百姓免了三十幾次稅，平均一年免兩次。”
“政治上，官家登基以後，新黨舊黨他都用，新黨舊黨他又都不用，全看能力說話，最後是，新舊兩黨全都讓他給馴服，只會搞黨爭沒有能力的官員全都讓他趕出朝廷，我大宋政治一片清明。”
“這非常高明，以明末的崇禎皇帝為例，他一上來腦袋一熱就把魏忠賢給辦了，沒想到呢，黨爭是沒了，可東林黨一家獨大，沒人牽制了，到最後崇禎也控制不住了，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最後只能說要是魏忠賢還在，朕也不至於如此呀！”
“中興之主的標配應該是變法，變法的目的是為了搞錢，手段是把土地從地方豪紳那裡拿回來，重新分配給百姓，這樣朝廷還可以重新收稅，就像官家推行《士紳一體納糧》和《攤丁入畝》。”
“你我都知道，在推行《士紳一體納糧》和《攤丁入畝》之初，改革遭遇重重阻力，無數士紳豪強暗中串聯，妄圖以各種手段破壞新政，但官家意志堅定，毫不退縮，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兼併與稅收不均的問題，還廢除了壓在百姓頭上一千多年的人頭稅，使百姓終於迎來了分盼的喘息之機，不再因繁重的賦稅而流離失所、賣兒賣女，大宋也得以逐漸從積貧積弱的泥沼中掙脫出來，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而崇禎呢，根本就沒有這樣的魄力。大明朝最大的地方豪紳是朱元璋的那些朱子朱孫，比如蜀王朱至澍，當年四川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都在他手裡攥著；河南的福王朱常洛更要命，全河南的稅收都不夠他一個人花的。崇禎一個也不敢動，對他們是唯唯諾諾，然後對百姓重拳出擊，經常是正常賦稅之後，還要各種苛捐雜稅，就三餉一項，每年就從江南額外搜刮六百萬兩白銀。”
“對外打仗就更能看出一位皇帝的水平。”
“崇禎是出了名的沒有軍事才能瞎指揮，明軍野戰打不過清軍，據城堅守是最好的選擇，可崇禎非讓盧象升跟清軍野戰，最後全軍覆沒，盧象升戰死，他害怕了，趕緊把孫傳庭和洪承疇從陝西調過來，結果呢，當時只剩十八騎的李自成逃出生天。”
“為了抗擊後金學誰不好，學歷史上的趙佶，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跟蒙古林丹汗合作，史上第二次聯蒙抗金，結果呢，林丹汗首鼠兩端出工不出力，還讓蒙古騎兵劫掠邊境，他也只能全當沒看見。”
本章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