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的政治生態當中，宰相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宰相是什麼樣的性格與作風、秉持怎樣的施政方針，都極大的影響乃至於直接決定了當時的政治形態如何。這一點，尤其在盛唐時期體現的尤為明顯。
在盛唐時期的眾多宰相當中，李元紘的事蹟不甚彰顯，最為人知還是其人在擔任雍州司戶時頂著上司和太平公主的壓力公允判決，留下了南山鐵案這一典故。
至於其在宰相位置上，除了清儉正直的作風和與同僚的衝突之外，似乎沒有什麼實事可稱。但《舊唐書》還是記載了一則，那就是李元紘阻止屯田關輔。
開元年間，宇文融負責括田括戶，在括田的政策當中有一項就是罷內外百官職田，給還逃戶及貧下戶欠丁田。
但百官職田被罷後，每畝地要給兩鬥粟的地子補償，按照開元年間內外百官職田資料來算，單此一項開支就達到了每年兩百萬石粟。而這些需要給予的職田地子，很大一部分又集中在關中、尤其是近畿的關輔地區。
得獲田地的還逃戶本身屬於輕稅戶，朝廷幾年時間內都不能從其戶中收取到正稅，如此一來就造成了關中地區這一項改革實際上的效果是得不償失。
因此又有朝臣建議乾脆以百官職田作為田本，在關輔進行屯田，由此直接獲得收入。
這種思路就是宇文融括田思路的一個延伸和補充，即將分散於州縣的職田以屯田進行公私置換，將這些土地和人口聚集在一起，繞過地方官府的管轄進行特殊管理，從而掩飾關中括田不如預期的情況。
作為宰相的李元紘否決了這一提議，並且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那就是“軍國不同，中外異制”，盲目進行恐怕會得不償失、家國兩困。
作為這一事情反例的，就是開元后期以吏治入朝的牛仙客罔顧軍國不同、中外異制，大肆推行和糴，給大唐的財賦體系和地方的行政與經濟生態都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與傷害。
至於另一道策問題，江南以布折租，又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
其根源就在於唐代初期所奉行的以徵收實物為主體的租庸調賦稅方法，已經不適合唐代這一大一統帝國生產力的恢復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但又由於一直沒有一個穩健的貨幣政策和充足的貨幣供給，遲遲難以進行整體的賦稅改革。
李元紘雖然是當朝宰相，但若是講到高屋建瓴的看待問題、指出唐代政治的弊端，他的視野是的確不如張岱這麼大和透徹。
許多人講到古人古事，往往有一種不明覺厲的濾鏡加持。
但事實上大部分古人終其一生所接觸到的人事、所經受的觀點碰撞以及對所處世界的瞭解，都不如後人一年所接受的那麼多，當然天天看營銷號那嚴重閹割的觀點灌輸的例外。
張岱也不知道接下來還會不會有什麼人和事來打斷他的解試，便也不再故弄玄虛，拿出紙筆來便開始奮筆疾書、伏案答題。
張均還在外邊低頭盤算著稍後怎麼拖延應答策問，他倒是能想明白李元紘並不是針對他兒子、而是在針對他。
所以如果張岱應答不合格、被李元紘抓住痛腳後，他兒子解試過不過得了還是其次，他自己則就要被大加責難，甚至難能繼續立足於中書省。
可是他這裡剛剛組織好說辭，再抬頭看去，卻發現他兒子非但沒有推脫，反而已經開始揮筆答題起來。
“這逆子當真驕狂！”
他心內暗罵一聲，當即舉步便要入內喝阻，然而剛剛來到門前，便被省中吏員舉手攔截道：“雖然張舍人家教嚴謹、立身正直，但與張郎畢竟是至親，還需避嫌……”
張均聽到這話，恨恨退到一邊，轉而就連家中的父親都埋怨起來。
這祖孫倆不知打的什麼主意，連自己都給死死瞞住，絲毫不體恤他在省中任事的艱難，如今事情鬧到這一步田地仍然不知收斂，一老一少俱是人間閒物，到最後罪責還得他一人承受！且不說張均避在一旁滿腹牢騷，裴敦復和席豫也都有些緊張的望著正在伏案答題的張岱。
之前其人雜文詩賦那麼精彩，固然讓人驚豔不已，但兩人也都心知必然是提前進行了充分的準備。
但是眼下乃是宰相臨時擬題，如果前後表現差異過大，無疑是說不過去的，甚至被直接咎以舞弊之罪都有可能。
內外相關的幾人心情忐忑，但張岱卻是越答越順暢。
雖然策問沒有具體的文章可抄，但他本身的古文功底也足以支援他將自己的觀點和論據講述清楚，或許並不如古人那些策論名篇文采飛揚，但這種文章所重要的也並不是文采。
關中屯田，他便緊緊扣住一個“軍國不同，中外異制”的題眼，然後再繼續補充自己的論據。
比如公私易田對民眾和農事的滋擾、屯丁的徵發對自耕農的破壞、庸役的濫派等等，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充分的重視和妥善的解決，那麼看似擴產增收的屯田實則是建立在對小民的更大壓迫上，反而會進一步加劇土地的兼併。至於江南的以布折租，他則以“天子治人，各因所便”而破題，實際上還是秉持了先秦以來“任土所宜”的輕賦思想，即老百姓能生產什麼、拿出什麼，官府就收取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