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依我之見，外因和內因都對孫家不利，孫家徹底敗落只是時間問題，估計就是這兩年的事，你和樹澄身為二姐、大姐，需要有所擔當，別等到需要你們挑擔的時候，只會哭鼻子，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內地有變？”
“正在變。”冼耀文擁著孫樹瑩往前走，“樹澄現在怎麼樣？”
“很好呀，守著咖啡館蠻開心。”
“前些日子，我讓她挖了一批當年納粹軍官侵吞猶太人的財寶，有名錶、名畫和黃金，畫你和她一人一幅，其他東西會拿去變現。”
“你從哪裡獲得的寶藏訊息？”
“算不上寶藏，最多價值100萬美元。訊息不是獲得的，是推測出來的，知道可可·香奈兒嗎？”
“怎麼會不知道。”
“你知道我在做服裝生意，她很有可能成為我的競爭對手，我花了點心思研究她，從她身上發現了當年納粹軍官中飽私囊的直接證據。
有一箇中飽私囊，就有無數個，有一些軍官在法國沒待多久就被調去東線，他們的財寶肯定來不及妥善安排，沿著線索找，總會有所收穫。”
“只找到一處？”
“嗯。”冼耀文頷首，“我並沒有用心找。”
“既然有發現，為什麼不用心找？”
“能不能找到要看運氣，我對這種虛無縹緲的事不怎麼感興趣，將來若是有暇可以花點時間去找，權當是休閒運動。”
“哦。”
兩人走出房子的範圍，來到外面的路上。
“你跑來跑去，會不會很累？”
孫樹瑩搖頭，“不會，我不用趕時間，有閒暇欣賞各地的風景，蠻好的。”
“珍惜這一段時光，等你工作增多，現在的這份閒情逸致會消失，你會忙得腳不沾地，根本沒心情欣賞風景。”
“我的工作安排由自己說了算？”
“當然。”
“我可以讓自己不那麼忙。”孫樹瑩狡黠一笑。
冼耀文淡笑，“這可由不得你，想讓下面的人用心做事，必須同他們分享成果，人嘛，吃了五穀思六穀，有了更大的利益追求，他們會推著你往前走，你根本沒法懈怠。”
“分享成果指的是提成、分紅？”
“嗯。”
孫樹瑩想了下，說道：“我覺得其實不給也行，現在公司的員工只有工資，做事也蠻認真的。”
“你有點天真，鸚鵡當下只出不進，職員們看在眼裡，能順利拿到工資就能讓他們滿意，因為他們付出的勞動並沒有創造實際效益。
一旦鸚鵡盈利就不同了，職員們的勞動價值水漲船高，給他們增加薪水福利是必然之舉，而他們當中真正的人才要給予更好的待遇，提成、分紅，乃至股份。”
“我在上海沒有聽說有哪家企業給普通員工高薪福利，倒是聽說過給高階職員發放花紅，好像南洋兄弟菸草會發花紅，榮氏只有年終雙薪。”
孫樹瑩想了想，補充道：“還有永安百貨，只給員工提供宿舍、診所，沒有分紅。這三家都是上海灘的大企業，待遇算好的，其它小企業的待遇只會更差。”
冼耀文瞥了孫樹瑩，“看你人長得眉清目秀，貌似好人，沒想到心腸如此歹毒。”
“討厭。”孫樹瑩嬌嗔道：“不要對我人身攻擊。”
“好，好，不攻擊。”冼耀文擺擺手，不疾不徐道：“說到內地的企業家，只有清晚期短暫出現過，晉商、徽商等商幫有銀股身股，大家同心協力把生意做好，賺了錢人人有份，既有東方的仁義，又有西方的股份制思想。
到了民國，1914年頒佈的《驗契條例》推動地權流轉，農村的土地兼併比晚晴更為激烈，失地農民增多，不管南方北方，大量的農民在農村無法生存，只能進入城市討生活。
就是那個時期，大量的農民湧入上海灘，他們的訴求很低，只求一口吃的。
同一時期，一戰爆發，中國僥倖遇到發展工業的好機會，有點見識的地主、買辦紛紛召回留洋子弟，一座座工廠拔地而起。
單說上海灘，一邊是不求便宜，只求快的歐洲訂單，一邊是隻求溫飽的失地農民，高利潤、低成本，會幾句洋文能同洋行溝通就不愁沒生意做，彼時創業比較容易成功，所謂的企業家，大多誕生於那一時期。
一戰結束後，徽商後裔和晉商票號家族紛紛將商業資本轉投土地，晉徽兩地的土地兼併進一步加劇。
沒了歐洲訂單，一些工廠面臨倒閉，地主的兒子將賺的錢輸送回農村，買更多的土地，地主成大地主，誕生更多的失地農民。
老地主實力愈發強大的同時，又有新地主誕生，張作霖在東北佔地150萬畝，你說的無錫榮氏家族購置土地3萬餘畝，南開大學擁有學田1.2萬畝。
他們或佔或買的土地，欲作何用？
種糧食無償發放給饑民，行扶危濟困之舉？”
冼耀文呷了一口酒潤了潤嗓子，接著說道：“1929年，長江三角洲出現‘不在地主’現象，就是地主不在農村居住和耕種土地，而是居住在城鎮，透過收取地租來獲取收益。
江蘇南通出現了‘公司化土地’，張謇創立的大生集團附屬墾牧公司大量兼併土地。
同年，廣東‘二地主’階層擴張，轉租規模增長40%；浙江鄉鎮長中地主佔比達72%，長中地主就是擁有土地50畝至200畝之間的地主；四川軍閥防區制下新紳地主崛起。
1933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研究資料表明，佃農家庭糧食自給率僅61%，其餘佃戶需要借糧度荒。
接著就是抗戰，無數農民流離失所，農民只求不生活在淪陷區，求活命。
以山城為例，抗戰時期流行包工制，工廠不直接僱傭工人，而是透過包工頭間接管理，形成‘工廠、包工頭、工人’的三層僱傭鏈，或者可以說是剝削鏈。
理論上，包工頭從工廠領取總工資，層層截留，通常抽取30%-50%，山城兵工廠的案例更是達到了60%，剩下的才是工人的真正工資。
而工人想找工作，需要給包工頭介紹費，通常為1至3個月的工資。
工人若是工傷，工廠會以非直接僱傭為由拒絕賠償。”
冼耀文譏諷一笑，“這只是理論上，實際上，包工頭或是工廠主的親信，或是幫派份子，背後站著國府的權貴。無論哪一種，工廠主都可以獲得一定的返點，即實現低用工成本。
包工制在抗戰結束後式微，轉而開始流行押金制，以上海為例，工人入職時需向工廠繳納押金，通常為3個月工資，理論上離職時退還，但實際上只有很少的工人能拿回押金。
1948年，上海法院的記錄，凡是押金糾紛案，百分百工人敗訴。
我從青幫人員那裡獲得的訊息，1946年開始，有人專門放押金貸，工人借高利貸交押金，然後工廠裡有人和高利貸合作，剋扣或緩發工人工資，工人不能及時歸還高利貸利息，利滾利，工人收入的大頭都給了高利貸，陷入債務迴圈。
因為欠了一身債，辭職又會被沒收押金，工人變相失去流動能力，即使能找到更高工資的工作，也沒有機會跳槽，工廠可以保持較低的用工成本。”
冼耀文看向夕陽，唏噓道：“整個民國時期，內地只有半個人可以算是企業家，就是盧作孚，民生輪船公司於1933年推行員工持股計劃，但1946年因通脹停止實施，所以，他只能算半個。”
“你說的很多資訊我都不知道，你是從哪裡獲得的？”
“三餅，碰，八萬，槓。”冼耀文笑著揶揄道：“你在臺北打牌的時候，我在四處奔走，從各種渠道蒐集資料，我剛才引用的那些資料，找對人，買幾包煙就能換到，根本不值錢。”
孫樹瑩輕笑，“在臺北的時候，我也有在工作。”
“我知道。”冼耀文頷了頷首，拍了拍孫樹瑩的小肩，“18世紀，工業革命爆發，工業發展迅速，但工人的利益一直沒有得到保障，於是，工人運動愈演愈烈。
到了1883年，德國俾斯麥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穩定，也為了穩住工業發展，先後推出了《疾病保險法》、《工傷保險法》、《養老與傷殘保險法》，強制要求國家、企業和工人三方共同出資，為工人繳納社會保險，從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現代化社會保障制度。
這也是工人爭取到的，第一個由國家立法保障的，全國性的制度性利益。
不過，雖然工人運動是爭取工人權益的關鍵，但是當時德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主要的目的並不是緩解工人鬥爭，而是因為工人的利益越有保障，就有越多的人願意做工人。
彼時，德國的農民比其他國家的農民更快地轉化為工人，讓德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城鎮化程序比周邊國家更快，生產力更強，更加推動了德國成為當時歐洲大陸的第一強國。
1935年，美國羅斯福新政期間，為了對抗大蕭條，給失業人群最基礎的保障，也為了刺激還有工作的人們敢於消費，美國推出了《社會保障法》。
英國，17世紀有《伊麗莎白濟貧法》，1911年頒佈《國民保險法》，1940年《貝弗裡奇報告》，1946年《國民保險法》，1948年《國民救助法》，同年，國民醫療保障體系成立，全民免費醫療成為社保核心部分，現代化的社會保障制度確立。”
頓了頓，冼耀文接著說道：“1943年，陝甘寧邊區，由於過去兩年的日軍掃蕩和國府封鎖，邊區財政極度困難，公營工廠效率低下，部分工人覺得幹多幹少一個樣，生產率僅為國統區的60%。
為了調動工人的積極性，1943年邊區政府頒佈《關於公營工廠工資標準及分紅辦法的指示》，試點分紅制。
超產部分，即完成計劃產量後的盈餘，30%至50%用於分紅，以溫家溝兵工廠為例，工人集體50%、工廠公積金30%、邊區政府20%。
同年，陝甘寧邊區的農民享受統一累進稅制，家裡都是壯勞力，收成很高，一年也只需上繳35%的產出，一般只需要上繳12%。”
冼耀文撥出一口濁氣，“其實，1941年，小鬼子偷襲珍珠港，它的敗局已定，這一點所有的抗戰勢力都清楚，從那時候開始，表面上都還在積極抗戰，心裡已經打起小九九。”
他擺了擺手，“扯遠了，不說這個。瑞典、丹麥、挪威、芬蘭、冰島五個北歐國家，社會保障制度起步稍晚，但步子邁得很大，而且，分配比較平均，貧富差距不會太大，其中，瑞典做得最好，社會民主黨很有機會實現他們高福利國家的口號。
可以觀望幾年，如果瑞典的高福利做得好，你可以選擇恰當的時機移民過去。”
孫樹瑩乜斜冼耀文一眼，“我能養活自己，不用佔這種便宜。”
冼耀文呵呵一笑，“該佔的便宜還是要佔的，瑞典的企業稅收僅次於英國和西德，收起來沒輕重，過些日子我要去一趟瑞典，在那邊做一點生意，要交的稅總得想辦法拿點回來。
你呀，多入幾個國籍，我生意做到哪裡，你的社保就登記到哪裡，等你老了，七八份養老金領著，就算家當被你打牌輸光了都不用發愁。”
“幫幫忙好伐！吾打牌老結棍格，哪能會得輸啦！”孫樹瑩瞪了冼耀文一眼，“儂當吾洋盤啊？”
冼耀文豎起大拇指，“儂著實結棍，吾服帖。”
孫樹瑩嘿嘿一笑。
冼耀文轉頭往人群處瞄了一眼，“差不多該回去了，我把要說的快點說完。”
又呷一口酒，他不疾不徐道：“蘇聯，1917年，列寧簽署《工人保險法令》，宣佈由國家承擔工人疾病、工傷和失業保障。
1922年，蘇聯正式成立，社保體系初步覆蓋工人和公務員，但農民基本不享受。
1929年，斯大林取消新經濟政策，轉向計劃經濟，社保體系開始全面國有化。
1936年《憲法》確立全民社保，規定公民享有免費醫療、養老金、殘疾補助、帶薪休假等權利；正式納入集體農莊成員，但實際待遇低於城市工人。
1947年，恢復並擴大養老金制度，覆蓋更多職業群體。
馬歇爾計劃有一個附加條款，要求受援國，就是義大利和法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對抗共產主義。
縱觀各國的共產黨，存在一個共同點，就是所謂的革命鬥爭綱領都包含一個策略，鼓動工人階級罷工。這是蘇聯革命的成功經驗，都樂於模仿學習。”
冼耀文淡笑一聲，“把我說的串聯起來，你能得出什麼結論？”
孫樹瑩陷入沉思。
良久，她說道：“社會保障制度將會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鬥爭的工具。”
“工具這個詞不大合適，用舞臺會更貼切，社會保障制度執行得好，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社會制度的優越性。
未來，整個世界總體上會朝著愈發善待工人的方向發展，工人的待遇會越來越有保障，產出價值的分配比例會越來越高。
對我們來說，苛待職員是不明智的，儘管當下不用太高待遇就能請到人做事，企業可以保持低人力成本運作，這樣貌似很好，只需等到不得不提高待遇的時候再提高職員待遇。
但是，所有的事物都存在慣性，企業運作也一樣，習慣了低人力成本運作，一朝一夕想改成高人力成本運作是不可能的。”
冼耀文指了指孫樹瑩的襯衣，“比如你這件襯衣的成本是1美元，為了追求高銷量，你的定價會無限接近你的底線價格，或者說你認為的保本價格。
這麼一來，利潤率、客戶定位、品牌定位基本就定型了。
某一天，襯衣的成本變成1.5美元，乃至2美元，你該如何調整銷售策略？如果提高價格，客戶會不會接受？”
冼耀文拍了拍手，“好了，我只跟你說大環境，關於職員待遇其實還涉及很多方面，今天先不說，留著你自己去思考，下回我們細聊。走，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