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8章 現實主義大師的頂級謀略
基辛格坐在窗前，看完這份宣言後，他很滿意。
這正是阿美莉卡想要的。
放過去，這樣的宣言白宮顯然不會滿意。
但在叢林泥潭裡掙扎了前前後後快十年時間，阿美莉卡是真的不想再往這個區域投入精力了。
能夠獲得經濟效益，還能順帶著離間，最後還能構建起跨意識形態的合作模板，這個跨意識形態甚至不是簡單的兩個國家，而是多個國家，簡直沒有比這個戰略更完美的了。
對阿美莉卡來說，能經濟解決，就不要軍事解決。
《吉隆坡宣言》解決了最大的難題，如何找到東南亞區域的最大公約數。
基辛格看著暴雨沖刷下的城市燈火，嘴角露出了滿意的的微笑。
“zopfan。
這正是我們需要的政治緩衝帶。
他們正在主動創造一個非意識形態的空間，讓我們和華國的接觸具備了區域共識的合理性。
他們不是在選邊站隊，他們是在爭取做生意的環境。
華國來的是頂級的政治家，他會明白，這是一個比純粹的意識形態爭論更具誘惑力的外交突破口。”
談判並不是立馬進行的，而是在多邊外交一週後，由大馬官方協調，雙方在蘇丹阿都沙末大廈的會議廳會談。
在正式會談前，是《吉隆坡宣言》的簽署。
也因此，這次會談被公開定位為“對zopfan原則的國際探討”，目的在於“確保區域經濟發展的環境”。
“基辛格博士，我們很高興看到您對東南亞經濟的興趣。”
“華盛頓的興趣總是與穩定相關聯，我們更關心，這種‘穩定’是否能轉化為區域的繁榮。”
華國方面沒有浪費時間在客套上，直接將話題引向了最核心的政治障礙。
“基辛格博士，繁榮的前提是主權和安全。
在亞洲，最大的不穩定因素，正是貴國的模糊態度，以及對東南亞的軍事介入。
我們相信經濟整合的潛力。
但我們更相信，沒有政治上的明確承諾，任何經濟合作都可能成為被利用的工具。
貴國在聯合國的阻撓，就是最好的證明。”
基辛格知道，這是必須付出代價的時刻。
他沒有使用抽象的學術理論，而是使用了大國政治最赤裸的語言：利益與威脅。
“我們的核心利益，是全球戰略平衡。
目前，我們在北約和東南亞的部署，都受到了來自北方的共同威脅。
我們看到了貴國對安全的擔憂。
我們看到了克里姆林宮的威脅。
我們與貴國，在面對威脅上，擁有遠大於差異的戰略利益交集。
關於過去的分歧，華盛頓已經認識到，歷史的必然趨勢，也是維護亞洲長期穩定的前提。
我們可以向貴國保證，在很多問題上，我們將採取不再阻礙的立場，同時，我們對貴方訴求，將予以充分尊重。”
基辛格承諾是巨大讓步，也是對臺北致命的背叛。
放在原時間線，這個夠了。
但在此刻，這個不夠。
“基辛格博士，不再阻礙只是撤銷了部分敵意，真正的合作，需要相互信任。
貴國所提出的亞洲經濟整合的構想，它將賦予亞洲人民前所未有的經濟動力和生活希望。
我們願意相信，共同的經濟利益，能夠超越意識形態的紛爭。
我們願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為亞洲的穩定和繁榮，探索非傳統的合作模式。
華盛頓需要展示更多的誠意和具體行動，來證明貴國已經真正放棄了過去的冷戰思維，準備迎接一個以經濟和發展為核心的新亞洲。”
基辛格點頭道：“一百億美元，阿美莉卡願意投資一百億美元成立亞洲投資銀行。
要實現教授所提出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必須有一個全新的、平等的主導性金融機構。”
他停頓了一下，確保對方完全理解這個概念的重量。
“我們不應該依賴現有的、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銀行或亞洲開發銀行。
這些機構承載著太多的意識形態，它們的貸款流程緩慢，帶有明顯的政治附加條件，與貴國倡導的發展自主理念相悖。”
亞洲開發銀行成立於1966年，主要投資方為霓虹，霓虹是最大的股東，獲得了行長和其他重要部門的位置，從1966年到1972年短短六年時間裡，霓虹投資了300億美元。
而阿美莉卡只貢獻了125萬。
一直以來，亞洲開發銀行的行長都由霓虹人擔任。
顯然，華國和阿美莉卡主導的區域經濟發展聯合體，霓虹的金融機構不下絆子就算好了。
“這個機構的資金，將由亞洲各國共同注資，我們提供初始的一百億美元，並吸納來自阿美莉卡、西歐和華國的長期發展性資本。
但關鍵在於，它的決策權和投票權結構，將以區域發展需求為核心，而不是由經濟體量單方面決定。
它將是一臺高效的資本輸送機。
它會以極快的速度，向那些願意加入經濟整合框架的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專案和高新技術引進的融資。
它的唯一標準是經濟可行性和回報率，而非意識形態。
這個機構將不可避免地賦予貴國在亞洲經濟中前所未有的主導地位。
透過合作與投資，它能建立起一套以亞洲為中心的經濟標準和貿易網路，有效地對抗來自蘇俄的政治經濟影響，並弱化既有世界秩序對貴國的排斥。
它不僅是一座銀行，它是一個經濟共同體的主心骨，也是主權平等、共同發展的政治宣言。
這，才是我們為新亞洲所能提供的，最堅實、最具體、也是最不帶政治附加條件的讓步。”
“我們和我們的鄰居，歡迎資金的流入，因為我們需要發展。
但我們不可能接受傳統金融機構那一套貸前調查、風險評估以及貸後監督。
這些流程，在西方是慣例，但在我們的政治語境中，它們不是經濟行為，而是對主權的侵犯，是對國家經濟規劃的干預，甚至會被視為越界活動。
我想我們無法允許一個由西方資金主導的機構，派駐人員深入我們的國有企業、審查我們的財政報告、甚至干預我們專案的決策過程。
這與我們堅持的經濟獨立性原則是水火不容的。”
基辛格對此心知肚明，他正是要利用華國作為發起國的身份，來解決這個意識形態層面的信任危機。
“你指出的正是問題的關鍵，也是這個機構為什麼必須由我們雙方合作才能實現的原因。”基辛格回應道。
“讓socialism陣營的國家同意接受資金容易，因為發展是必須品。
但想讓他們接受西方傳統的基金貸前貸後調查，以及透明化的風險管理，幾乎不可能。
因此，這個亞洲發展與投資銀行的主導者，就不能是阿美莉卡，也不能是任何一個單一的西方國家。
它必須是一個混合體。
如果貴國能夠作為這個機構的主要推動者和背書者，利用你在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國家中的政治信譽和影響力，去設計一套新的、能夠被接受的調查和審查標準，那麼所有的問題就迎刃而解。
該機構的運作，可以由貴國和部分中立的亞洲國家來執行，確保其程式符合亞洲的發展文化和主權要求。
而西方提供的，僅僅是純粹的、不附加政治條件的資本。
我們負責資本，您負責信任。
只有貴國，擁有跨越意識形態、領導這個機構的政治能力。
只有我們合作，才能為這個發展與投資銀行提供雙重背書。
既有西方資金的雄厚，又有亞洲自主權的保障。
這是任何其他大國，都無法提供的戰略組合。”
顯然基辛格作為現實主義的最頂級高手，可不是僅僅只會扮演林燃的應聲蟲。
他在林燃的戰略規劃層面找到了具體的實施路徑，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說服燕京的那條路，推開了奠定合作基礎的那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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