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柏格森說了一段話，因為是諾貝爾級別大文豪，所以這話比較拗口：“人們常說社會的進步是由於歷史某個時期的社會思想條件自然而然發生的，這是無稽之談……實際上，歷史的震撼始終是由某一個人來賦予的。”
意思是，在中國，喬公是賦予了“歷史震撼”的那個人。
但餘切並不是要寫大人物的英雄傳說，而是把視角投向了小市民。
他說：“你瞧，這是好的方面，是時代的大背景，卻不是我們要去寫的，我要寫的是這麼一件小小的事情……留學的人那麼多，一年比一年多，許多人確實回來了，而許多人就此不再回來了……”
“其中有兩對高知夫妻，他們分別經歷了自己的配偶出國，不再回來，苦苦等待，卻一直也沒有等到……”
駱一禾聽到這，他的心已經被提起來了：“所以你要寫個文章，批判那些不回來的人，因為他們為了榮華富貴，拋棄了自己的家庭和祖國？”
餘切說：“這不是我要寫的。”
駱一禾簡直義憤填膺啊，他氣炸了，“餘切，你為什麼不批判他們呢？”
“因為人無法違背自己的本性，我聽說派留學生的時候，就連許多領導也覺得留學生們不會回來了，之前不是發生過一整個訪問團從團長到團員，全部叛逃了的事情嗎？會搞得大家都很難堪。”
“然而，這個計劃最終還是徹底的執行了下去……駱一禾，回不回來，大家都有大家的個人想法……”
“但是，”餘切說，“我只是做記錄，我告訴讀者，現在發生了這麼一些故事。”
駱一禾不甘心，“你總不能寫留學了的飛黃騰達，對愛情和祖國忠誠的反而孤老終生吧，這就變成了可惡的故事！讓人看了心裡發堵！”
餘切忍不住笑了：“你說得對，這也不是我要寫的……我的小說是要賣錢的，不能故意讓讀者心裡發堵。”
而且，從後來看，時代其實也懲罰了他們的絕大多數人的選擇——是否是一種詛咒呢？
“原來這就是‘新現實主義小說’？”駱一禾輕聲道，“餘切，我只希望你不要寫砸了，請寫的有力度一點！”
接著，他忽然很認真的說，“餘老師，餘老師啊！你忘了嗎？我其實也是一個編輯啊……”
駱一禾前所未有的認真，他這個人寫詩是二三流的天賦，但是做編輯，卻有超出常人的直覺。
果不其然，駱一禾向餘切約稿。
他對這個故事已經心動的無以復加。這可能和駱一禾本人的經歷有關，他是個戀愛腦，寫了很多情詩給自己女朋友。
據說駱一禾的女朋友（後成為妻子）記錄了駱一禾很多的故事，讓他後來去世後，以一個“寵妻狂魔”的形象，活在了很多文藝青年的心中。
然而，餘切沒有立刻答應駱一禾，他告訴駱一禾：這個被命名為《大撒把》的故事，僅僅只是“三部曲”的頭一部，後面至少還有兩部新現實主義作品，為了保持連貫性，他想要發在同一個刊物。
“你前面的已經很精彩了，但是，你還要寫兩部書？”駱一禾驚呆了。
餘切給了他肯定的回答。
偉大的作品有時候不能只靠一部，而要如翻滾的巨浪，一浪高過了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