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自己出生在京城，是地道的京城人。後來去插隊，在那兒沒完沒了地吃土豆，因為沒別的可吃，在那兒把一生的土豆都吃完了，至今都沒法再吃了。
回來以後，就成了“待業青年”，四處叮叮噹噹攬活兒，有活兒幹幾天，沒活兒歇幾天。
江弦說這樣的工作也挺自在的，可是漸漸地，他受到了刺激，刺激來自一些朋友，“發小”。
因為那時候沒人歇著，不是考大學，就是上夜校，好像不上學就對不起誰似得。
朋友一見面就說：你怎麼還幹這個？一點兒不求上進？就當一輩子待業青年？
可江弦沒覺得自己這樣有什麼不好。
“人各有各的生存價值，何必要和大家一個樣？為什麼要用別人的價值來判斷我的？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看書、寫作.這就是墮落嗎？這就低人一等？非要把三教九流分成三六九等？”
江弦說從那會兒開始，《無主題變奏》這個故事就一直在腦海裡了。
但當時全社會都是“傷痕”“反思”這樣的作品，他還沒這個膽量發表一篇這樣的小說，也不覺得這樣一部小說會有人愛看。
他不敢去寫這麼一個小人物，不被主流社會所接受、所欣賞，又找不到方向。
《無主題變奏》這篇小說，那會兒寫了個潦草，也沒拿給過人看，等後來他成名以後，乾脆又把這檔子事兒排到了後面，感覺自己有太多更重要的東西可發表了。
《無主題變奏》這篇從文學上看缺點很多的文章，實在是拿不出手。
可是這些年，看著社會上，一方面是無所適從的年輕人，一方面又是“招搖撞騙”“道德綁架”的精神導師，江弦忽然覺得應該把這篇文章拿出來曬曬。
別人都在說“今天的中國青年沒有玩世不恭的權利。”
江弦不覺得這麼講不對，因為“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歷史環境？十幾億人口，要吃飯，要生存，要發展，要繁榮！要在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上，找到中華民族應當佔有的一個位置。”
但他只想告訴年輕人：“人活著各有其社會位置，很難互相衡量。重要的不是別人怎麼說你，而是你自己的感受。”
“當時趕著上學的那些朋友，今天又全在忙著掙錢。錢，我不是不想，我也想穿好的、住洋房、開汽車。”
“我現在說這話有點兒大言不慚，因為我很幸運的得到了這些，可在我看來，如果當初要為此付出、犧牲的那些我認為對我來說最重要的，那就是那點兒自由、閒散，我是決計不肯去交換的。”
“.”
“寫的真好！”
編輯老周看的那叫一個精神抖擻。
“以前發表《十八歲出門遠行》的時候不是都說，江弦是最懂青年人的作家麼？”
“照我看，這話說的真是沒錯，這話說的太特麼對了！”
“要我看，江弦的《十八歲出門遠行》、《你別無選擇》，加上這一篇《無主題變奏》，可以一塊兒組成一個系列，就叫‘青年三部曲’！”
“好主意，美國人把《麥田裡的守望者》當做無數美國青年的‘救命神書’，照我看，江弦這個‘青年三部曲’，也能被當做咱們中國當代青年們的‘救命神書’。”
“好想法！”
《花城》的主編蘇晨站旁邊聽了半天，聽著這個提議，登時眼前一亮。
“這樣，咱們準備準備，我去找江弦商量一下，咱們下一期，就做一期專號，刊登這個江弦的‘青年三部曲’，全文刊發這三篇小說，再整理一些文學界對這三篇小說的重要評論。”
“那這一期‘青年三部曲’的專號，肯定能再創下一波新的發行記錄！”有編輯激動說。
有了這個計劃，《花城》的編輯部成員們又是一陣亢奮。
另一邊，江弦也很快接到了《花城》的電話，聽來了這個“青年三部曲”的事情。
“青年三部曲？”
“有點兒意思。”
對任何一名成名作家來說，似乎都有著屬於自己的“三部曲”：托爾斯泰的自傳體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
但丁的《神曲》三部曲：《地獄》、《煉獄》、《天堂》。
巴爾扎克的《幻滅》三部曲：《兩詩人》、《外省偉人的巴黎》、《發明家的苦惱》。
高爾基的自傳體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以及他的愛情三部曲：《霧》、《雨》、《電》。
江弦寫作這麼久，因為合成的關係，一直都是獨立發表作品，沒有做過什麼系列小說。
沒想到這次誤打誤撞，竟然讓《花城》給他搗鼓出這麼個“青年三部曲”。
而這三部小說，放眼整個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也是最適合組成“青年三部曲”的三部小說了。
說他們是“青年三部曲”真是一點兒問題都沒有。
因為整整幾代的青年人，都從這三部小說之中獲取了鼓舞和力量。
《花城》要做這個專號，江弦欣然答應下來。
他當然明白，把“青年三部曲”做雜誌專號的話，相比於出版這麼一套“青年三部曲”的叢書，會讓他少賺很多的錢。
但對於如今的江弦來說，計算一下他現在的資產，這筆稿費他已經不太能放在眼裡了。
就像是他如今在刊物上發表小說。
他完全能以出版的方式發表，賺取更大的利潤，卻非要在刊物上發行。
相比於稿費，江弦更在意稿費之外的別的收穫，那就是自身名氣的提升。
在知名刊物上發表作品所帶來的名氣提升效果一定是大於出版的，這一點毋庸置疑。
發表小說在刊物上，不僅可以提高作品的可信度和權威性，也可以為作家本身帶來更廣泛的認可和影響力。
這份好處是花錢都買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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