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張建川來說,七月份相對清靜。
胡正波這一案被漢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隊接管,經過核查和當年長途客車司機的辨認,確認胡正波就是“1986.9.17搶劫殺人案”的兇犯。
雖然胡正波百般抵賴,拒不承認,但是刑警大隊民警在其云溪老家家中的床下搜出了一支贓物懷錶。
這支贓物懷錶正是當初那名老教師隨身攜帶的傳家寶,正因為這支老懷錶系其父親留給他的,對老教師具有很重要紀念意義。
老教師在發現懷中皮包被割失竊後,才心急如焚拉住了準備逃離的胡正波。
而胡正波在掙扎不脫的情況下,用隨身攜帶的彈簧刀將老教師捅傷,最終導致老教師送醫院途中因失血過多死亡。
此案告破之後市公安局刑警大隊以專報形式透過市公安局報到了市政府,獲得了市政府主要領導的籤批表揚,並在《漢川法制報》上專門刊載了這一則訊息。
而安江縣公安局東壩派出所也在一次全市公安機關重要會議上獲得了市局一把手的點名表揚。
這些都和張建川無關,他完全沉浸在了籌建沙場的忙碌中去了。
很多時候看起來在所裡待著,但是內心卻早已經飛到了元洞村沙場上去了。
從簽約到辦理各種手續,張建川都拉著晏修德出面,但在辦理沙場工商手續的時候,卻是以曹文秀的名字出現的。
作為代課教師,曹文秀戶口仍然在東壩鎮,只不過是高坪村,不管怎麼說,還是東壩鎮人。
辦沙場,就得要錢到位了。
晏修德的五千元錢已經湊齊,而張建川的五千元卻還在紙上。
租金要交到位,合同才能生效,而那條通往鄉道的便道才能開始建設。
看樣子得抓緊時間跑一趟市裡了,得把自己的郵票出手,看看能湊出多少錢,再來考慮其他。
張建川沒問晏修德的五千塊錢哪裡來的,也許是晏修德賣了郵票,也許不需要,那都不關自己的事。
從東壩到市區署瓦北街郵市所在,需要轉三趟車。
先是從東壩乘車到市火車北站,然後坐34路公交車到立交橋站,換乘7路到署瓦北街站。
這一趟下來八點鐘出發,估計到署瓦北街要十一點左右了。
請了假之後,張建川就和唐棠一道進城了。
張建川沒和唐棠說自己的意圖,只說自己要去一趟郵市。
唐棠雖然不集郵,但也知道張建川集過幾年郵,只是這一兩年似乎失去了興趣,聽說張建川要去郵市,還以為張建川要重新拾起以往愛好,所以也興致勃勃地要跟著去。
張建川無法拒絕,只能任其跟著自己,再說唐棠家本來就在市裡,人家本來就要回家。
乘坐廠裡的班車到市裡去,免不了又引來一同乘車人的側目。
唐棠號稱漢州紡織廠的“五朵金花”之首,又是分配到廠裡來的大學生,在廠裡的知名度可不低,便是在廠裡職工家屬們中也有許多認識。
看到張建川和唐棠一起上車,然後又坐在了一排,自然也是引來無數關注目光。
張建川不想這麼招眼,選了坐最後一排,即便這樣,也沒有多大用處,還是有人頻頻回頭。
“這就是鮮花插在牛糞上的結果,可問題是鮮花是鮮花,我也不至於淪落到牛糞的地步,更何況你這朵鮮花和我這堆牛糞本來就風馬牛不相及,咱們就是普通朋友,怎麼就總有人喜歡湊熱鬧呢?”
張建川無奈地“哀嘆”引來唐棠的笑語:“看樣子你對我這朵鮮花很不待見啊,是不是昨晚那朵鮮花更符合你的心意?”
張建川就知道廠裡這點兒事情是瞞不過人的,一夜之間唐棠就能知曉。
他本是去找楊文俊,說沙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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