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郭沫偌解釋了《女神》的詩作是他近幾年陸續寫成的，這次一起結集出版。
他提到了胡拾的《嘗試集》和林子軒的詩作的寫作時間，胡拾的《嘗試集》是1920年出版的，而林子軒的詩作是1921寫成的。
他的新詩則是1919年就開始創作了，只是一直很少發表而已。
胡拾的《嘗試集》只能說開了用白話文寫新詩的先河，在文學性上真沒什麼好說的。
比如其中一首叫做《蝴蝶》的詩作。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這個真不知道說什麼好，不過誰讓人家開創了先河呢。
而且，據說胡拾從1916年就開始創作《嘗試集》了。
郭沫偌的意思很明顯，我的詩作創作即便沒有胡拾的早，也要比林子軒的早，我就算不是新詩的開創者，也是新詩的奠基人。
這是針對有人說林子軒是新詩的奠基人，郭沫偌只是追隨者的反駁。
其二，他認為林子軒的詩歌太過小資情調，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我們需要的是狂風暴雨，而不是斜風細雨。
林子軒的詩作沒有變革的力量，遲早會被世界所遺棄。
他直接忽視了林子軒的《一代人》，《一代人》雖然只有兩句話，卻發人深省。
其三，林子軒的詩歌在形式上仍然被舊體詩所束縛，不夠自由，沒有徹底解放。
郭沫偌所說的徹底解放是指他的自由詩體，不需要節奏，不需要押韻，只需要感情的噴發，大聲吼出來，發洩出來，這就是他推崇的自由。
從某方面來講，這樣的詩歌的確具有鼓動人心的力量。
可這種自由自在缺乏應有的約束，自由成章，語風散漫，總顯得平鋪直敘，一覽無餘。
這種過分直露和明快的毛病不僅使詩作本身缺乏應有的意境和充沛深刻的感情，也從整體的構成上喪失了詩歌的美感。
所以說，不是所有人都適合郭沫偌的自由詩體。
林子軒對郭沫偌的這篇文章毫不意外，郭沫偌此人好名，喜歡爭這些東西。
1920年10月10日，《學燈》副刊出版“雙十節增刊”。
依次發表周作仁譯波蘭作家的《世界的黴》、魯訊的小說《頭髮的故事》、郭沫偌的歷史劇《棠棣之花》、鄭震鐸翻譯的《神人》。
《棠棣之花》排在了周作仁和魯訊之後，郭沫偌大為光火。
於是，他寫信給《學燈》的主編李時岑，表示創作是“處子”，翻譯是”媒婆“，不能把後者放在前者之上。
這表面上是為創作爭地位，其實是為自己在文壇上爭地位。
對於新詩奠基人這個稱號，如果他要是不爭的話那才奇怪。
林曉玲看到哥哥無動於衷的樣子，心中鬱悶，她纏著哥哥，要林子軒發出反擊，讓那個郭沫偌啞口無言。
林子軒對此無所謂，他腦子裡還有不少詩作，為了讓妹妹高興，就來一次小爆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