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更戍法，將屯駐在開封的禁軍輪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糧，定期更換，名義上使士兵們“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
實際上是藉著士兵們的經常換防，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以避免對皇權造成威脅。
內外相維，宋太祖把全部軍隊分為兩半，一半屯駐京畿，一半戍守各地。
宋神宗趙頊對這種做法加以解釋說：“藝祖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
實際上，這種“內外相制”的政策，不僅體現於京師與諸道之間，而且也體現於皇城內外、開封與府畿各縣之間兵力的平衡。在這種政策的作用下，軍事能力無形中削弱了不少。
“守內虛外”政策。宋初統治者目睹五代以來內部多變的景象，使他們產生了這樣一種想法，“內患”比“外憂”更為可怕。
宋太宗曾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
因此，他們總是把假想敵放在國內，沒有把注意力放在邊境。宋朝面對遼國強大的軍事壓力，並未採取認真、有效的對策。
對官僚制度和官僚機構，象對待軍隊一樣，宋代的最高統治者們也極盡防制之能事。
歷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無不統”的大權。
宋太祖唯恐宰相權柄過大，不利於皇帝專制，因而採用分化事權的辦法削弱相權。
軍政大權歸樞密院掌握，而財政大權則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僅限於民政了。
在軍、財、民三權分立中、樞密使與宰相“對掌大政”，“號為二府”.
皇帝利用這兩者間的異同，發號施令，獨斷專行。
宋初不僅以三權分立的辦法削弱相權，而且還設定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為宰相、樞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貳”，與各部門長官發生制約作用，以削弱各部門長官的權力。
但是由於“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一些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政策和措施，轉化成為它的對立面，“冗兵”、“冗官”和“冗費”與日俱增，使宋封建國家陷於積貧積弱的局勢中。
遼軍的南侵，原是以掠奪財物和進行政治訛詐為目的，當時宋朝內部以王欽若一派為代表的主張逃跑，但是以寇準等為代表一派大臣力主抗戰，遼侵入宋境後，因屢受挫敗，就示意願與宋朝議和。
這恰好符合了宋真宗的意願。他只盼遼軍能夠儘快北撤，不惜代價。
宋、遼商定和議，交換誓書，開始納貢稱臣的屈辱歷史。
民眾尚不武，導致宋的對外政策是非常軟弱的，這種以金錢換和平的政策，實際上所起到的作用，是鼓勵別人來攻打自己。
“疾病象彈簧，你弱它就強。”
這中原與西域，北方遊牧民族之爭，就是一場拉鋸戰，又像是一個個輪迴，而馬城要做的就是打破這個輪迴。
原本中原人是尚武的，可後來又不尚武了，可漸漸的，這種尚武的基因又在大明人心中生根，發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