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元駿聞言卻一言不發，只是朝魏哲躬身一禮道：“還請君侯收留！”
魏哲見狀終於坐不住了，連忙起身將他扶起。
沒辦法，元駿顯然是寧願不當侍御史，也要白身跟隨他左右。
如此忠義，當真讓魏哲一時間不知該說什麼好。
“唉~某何德何能呀！”
然而聽了魏哲的感慨，元駿卻是一臉理所當然之色。
站在魏哲的角度去看，元駿這麼做好像確實太沖動了，甚至有些愚蠢。
但如果從元駿的角度去思考，或許便能理解他的想法。
元駿自問他並非什麼天縱之才，之所以能在短短數年一路從縣吏升任將兵長史，乃至於現在被徵調入朝，任命為侍御史，無非就是跟對人罷了。
若不是遇到了魏哲這麼伯樂，他也不會有現在的際遇。
所以在他看來，去洛陽未必有待在魏哲身邊更有價值。
再說了，他一個邊郡豪強子在洛陽城毫無背景，即便擔任侍御史又能如何？
若是他當真入朝為官，恐怕洛陽不會是他事業的新起點，反而會成為終點。
所以利弊與道德有時候真的很難分得清。
不過話又說回來，元駿的選擇在當下也不算太過離譜。
畢竟在大漢朝舉主與門生故吏之間的關係本就十分緊密。
二者之間不僅僅是政治依附的關係，更是存在某種人身依附。
甚至舉主遭遇橫禍之後，不乏門生故吏棄官替舉主復仇、守孝、救難的。
門生故吏對舉主的忠誠有時候甚至會超過了對皇帝的忠誠。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便是原歷史中的臧洪，就因為太守張超曾任其為功曹，故此後來張超被曹操圍困求救於臧洪時，時任東郡太守的他頻頻泣淚懇求袁紹發兵。
但是袁紹不允發兵，於是臧洪便毅然決然與袁紹決裂，背叛袁紹。
結果袁紹兵圍東郡，臧洪因此城破被殺。
可以說臧洪對張超這個舉主，當真是比對天子還要忠誠。
與之相比，袁紹這個真正的主上反而不算什麼了。
當然，論跡不論心，論心世上無完人。
至少魏哲是這麼覺得。
不管元駿心底到底是怎麼想的，反正魏哲心中還是十分欣慰的。
但在沉思片刻之後，魏哲卻面色嚴肅的看著對面的元駿道：“子良，依我看，這洛陽你還是得去！”
說罷不待元駿說話魏哲便解釋道：“侍御史者，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僚，明法直繩，整肅內外是也！汝若是有心幫我，那便去洛陽走一遭！”
要知道侍御史的職責除了察舉非法、監督公卿之外，還可以作為皇帝的使者，到郡國查辦案件。
最關鍵的是，侍御史還擁有“知公廨事”的資格。
所謂“知公廨事”其實並不是什麼重要的人事權利，但卻十分緊要。
因為諸多侍御史除了要幫助天子處理文書事宜，制書成於其手不說，還負責糾察朝臣的奏章，確保其符合規定和法律要求。
並且各地州郡的奏疏亦是御史臺接收，由侍御史處理，而後再轉交相應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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