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仗，先種地。
這是魏哲來到此世之後最深刻的認識。
故此無論是在帶方縣，還是在樂浪郡他都無一不在踐行著這句話。
可即便魏哲自認為對農事已經足夠關切，但還是有疏忽之處。
究其根本，還是因為他來到大漢朝之後沒有真正種過地！
別看他在樂浪開荒屯田、大興水利，勸課農桑，但親自下地種田還真沒有過。
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對農事依舊不夠重視。
幸好，這次遼東郡的困局逼得魏哲不得不想盡辦法，這才讓他得以發現那些被自己疏忽的地方！
……
話說在大漢朝若論農書，則不得不提《氾勝之書》與《四民月令》。
雖然耕作講究一個因地制宜，但這兩本書還是很有參考意義的。
尤其是《四民月令》，對遼東的參考價值最高！為什麼這麼說呢？主要還是因為此書作者崔寔比較特殊！崔寔，字元始，涿郡安平人，名儒崔瑗之子。
對了，他這個崔可不是清河崔，而是博陵崔。
實際上在兩漢之際提起崔氏，各地士族一般都預設為涿郡崔氏，至於清河崔氏壓根無人知曉。後安平縣歸屬博陵郡，涿郡崔氏方才變成了博陵崔氏。
與寂寂無名四百餘年的清河崔不同，博陵崔氏在兩漢可以說十分興旺。
自前漢開始博陵崔氏便屢有子弟出任兩千石，及至本朝亦是如此。
崔寔之父便曾為濟北相，而出身名門的崔寔年紀輕輕便曾任大將軍梁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會諸儒博士共定《五經》。
雖然梁冀伏誅之後他身為故吏而遭禁錮，但數年後依舊被起復了。
此人曾歷任五原太守、遼東太守。而《四民月令》，便是崔寔在遼東太守任上撰寫的農書。
崔寔在《政論》中曾提到：“今遼東耕犁，轅長四尺，迥轉相妨。既用兩牛，兩人牽之，一人將耕一人下種，二人挽樓。凡用兩牛六人，一日才種二十五畝！”
他所說的其實就是一種“二牛抬槓”的老式耕作辦法，在前漢時期十分普遍。
但能讓崔寔發出“一日才種二十五畝”的感慨，自然是因為彼時已有更好的耕作技術。
當時在中原郡縣，尤其是兗州豫州等地，一牛拉犁的技術早已成熟。
實際上兩漢的農耕技術發展，是逐漸走向高效的。
從最開始的二牛三人演變為二牛二人、二牛一人最後到一牛一人。
這其中的反映出來的耕種效率，何止倍增！
因為落後的耕作技術，帶來的只能是落後的生產力。
而如今崔寔去世快十五年了，遼東之地的耕作技術其實還是老樣子。
即便他在遼東太守任上曾試圖推廣新技術，但顯然收效甚微。
究其根本，或許不僅僅是技術的問題。
當魏哲意識到這個問題後，曾在平郭縣就地詢問了一位老農。
有意思的是這位老翁竟然還見過崔寔，也記得當初的往事。
當魏哲問起此事時，老翁也道出實情。
“崔府君心善，老朽與鄉人都知道，然則家中無力置辦鐵犁呀！”
當說出這句話時，老翁溝壑縱橫的臉上滿是無奈。
不是農夫太頑固，也不是他們太蠢。
只是他們沒有那個條件，才繼續用著老辦法。
因為二牛三人演變至一牛一人，改變的不僅僅是人畜，還有農具。
若用一牛拉犁之法，原來的木犁必然會因為無法承受而斷裂。
而重新打造一個符合一牛拉犁之法的鐵犁，只有豪強才能換得起。
崔寔也正是知道這裡面的關鍵所在，才沒有盲目的推行。
畢竟遼東之地足有幾十萬的農夫，若要推行本地鐵官必然無法承擔。
說來說去，其實還是耕作技術落後。
沒有足夠的糧食，導致遼東無法承擔更多的脫產人口。
沒有足夠的脫產人口，便沒有足夠的鐵匠、礦工、樵夫。
如此一來，鐵官的產量也就無法提升。
於是就這樣形成了一個無解的死迴圈。
並且隨著大漢的局勢每況愈下，這種死結只會越難解開。
祈木為耜，揉木為耒。
想必這也是為什麼神農氏發明的農具，至今卻依舊有地方在使用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