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兄此言差矣！我說太祖當年傳位太宗，英明無比，還奠定了我大宋之所以不同於五代的根本所在，怎麼就是諂諛之言了？陳兄你自己學問淺薄，見識不明，就不要酒後妄言了。”
趙子稱被陳東懟了，也絲毫不氣，說話依然有條不紊。他看得出來陳東已經喝多了，怎麼會跟一個醉漢噴子計較呢。
陳東見他如此篤定，一時也有些懵逼，不好再鐵口直斷，當下只是大笑：“好好好！那我就看你如何說出個子醜寅卯來！縱然太祖傳位太宗沒錯，也不至於被你說得如此英明、如此萬利無害吧！”
趙子稱已經組織好措辭，這才清了清嗓子，侃侃而談：
“唐末亂世，短短五十年，紛紛擾擾，梁唐晉漢周，更替十五帝。社稷屢次傾覆，生靈有塗炭之禍，百姓有倒懸之急。天下四百軍州，何處不是反覆屠戮，白骨盈野？我們如今之人，生於承平，長於安樂，又怎能理解當時百姓渴望儘快結束戰亂、復歸一統的急切？太祖代周之時，天下十國，尚存其八。國有長君，才能讓文武放心用兵，儘快勘平亂世。
如若主少國疑，則文官定然投鼠忌器。縱然看到敵國兵少力微、中原正朔明明有能力平定之，但也忌憚武將立功後擁兵自重，而不令其出兵勘定。
而天下分裂之狀哪怕只是多持續五年、十年，又要多死多少百姓？又有多少民脂民膏要被割據軍閥敲骨吸髓、化作其自保的軍資、讓天下百姓多受多少苦？當此之時，儘快結束戰亂，才是天下之至德。真正天下為公的聖君人主，自然明白這個道理，明白即使是自己一脈子孫的榮辱富貴，也比不上這個至德，必須為這一至德讓路。”
趙佶、陳東和另外倆太學生，聽著趙子稱這一番慷慨激揚、義正詞嚴的大空話、光偉正言論，一時也有些混亂。
趙子稱這番話，作為口號，當然是千對萬對，極盡孟子以民為貴、以社稷為貴，然後才是君。這樣的論述，宋朝士大夫其實也早有做過類似的，但跟他剛才說的又不完全一樣。
遠的不說，幾十年前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最後就是寫到宋代周、陳橋兵變，而後收尾的。
按司馬光的論調，趙宋之所以和五代不一樣，就是因為“陳橋兵變的改朝換代沒有流血”，所以趙匡胤比五代時那些君主都更仁德，更得天命，大宋也因此長久。
司馬光也提到後周最後主少國疑，但並沒有覺得主少國疑本身就該亡國，該被取代。只是說“取代他的人做到了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是有大德的”。
司馬光的舊黨學說，在宋徽宗時雖然已經式微，如今的蔡京打的是新黨旗號，把王安石吹上了天的。
但司馬光的一部分歷史見解，尤其是他覺得本朝比五代更正統的原因，宋朝士子還是普遍接受的，朝廷也沒不讓教，連蔡京也是默許的。
因為也沒有更好的學說來解釋這一問題了，新黨的人在治史這一塊，水平確實不如司馬光。
陳東等太學生，在這個問題上學的自然也是司馬光的觀點，他們懵逼了一會兒後，才梳理清楚趙子稱觀點和司馬光明顯不一樣的地方，陳東這才反駁道：
“趙兄此言，莫非太過危言聳聽了？按趙兄的說法，主少國疑難道就該被取代？那本朝後來立少主的也並非沒有，也沒見有什麼變故，先帝便是……”
陳東因為已經喝多了，剛才這番話他也組織不清楚，是跟身邊兩個同學一起討論後才說出來的。那倆同學腦子比他清醒，但膽子不夠大，這才沒敢親自辯論這麼勁爆的話題。
而陳東也是說到一半，意識到自己過於大膽了，所以說到“先帝”之後就止住了，但言外之意誰都聽得懂。
所謂先帝，自然是趙佶的親哥哥宋哲宗了。宋哲宗是九歲登基的，比當年後周末代的周恭帝柴宗訓七歲登基，也大不了多少。如果趙子稱非要說皇帝年紀小就是原罪，那可是犯了大忌諱的。
對於這一層反駁，趙子稱倒是毫不擔心，立刻提醒對手要分情況討論：“此一時，彼一時也！諸位聽話未免斷章取義了，我何時說過主少國疑便是原罪？
我說的是，當天下尚未一統，百姓陷於戰亂時，主少國疑會導致天下百姓受更多的苦。而一家一姓的榮辱，與天下百姓的困苦相比，又何足掛齒？太祖皇帝當年便是因為有如此天下為公的至公之心，才在肇基踐祚之初便立下金匱之盟，以示他與周世宗的不同。如果太祖當年不被黃袍加身，周恭帝未來有沒有可能一統天下？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無法回答。
但我可以保證，哪怕退一萬步，至少周恭帝在繼位最初的二十年裡，不可能去著手一統天下，天下百姓就要因此多吃二十年苦！因為周恭帝自己也好，當時的宰相範質等人也好，都必須等周恭帝先成年，掌握軍心民心，然後才能有所舉動。
而郭氏/柴氏當時有天下，累計也還不足十年，為了一個才佔據河洛、河北和淮北之地不足十年的家族，就要讓天下百姓多受至少二十年苦，他們有這個資格嗎？
所以當週恭帝繼位之時，周人便失去了天命，失去了德運，而不是等太祖被黃袍加身時，周人才失去的德運。這一點，本朝治史的先賢，卻都沒有看到。我自己每每讀史書，少年時也曾為此不解，後來在太學苦讀兩年半，與師友切磋，才自行領悟了這一點，融會貫通。”
趙子稱這番話，比前面的論述更加詳盡，也鞭辟入裡，陳東等人聽後都不由陷入了深思。
而哪怕是在旁邊看戲的趙佶，心中也一改此前看戲的心態，變得真心欣慰起來。
“原先哪怕是司馬光，或者其他再心向我大宋計程車大夫治史，也只敢說太祖的天命、德運來自陳橋兵變不曾流血、太祖是被人擁戴的。為了順應天意，在被擁戴那一刻才有了天命。
若是按此子的說法，我大宋的天命卻不是從被人擁戴、為了不流血結束那場擁戴才開始的，而是在柴宗訓繼位那一刻起，柴家就沒了天命。而且按他的說法，道理還很通順，為何之前百餘年，就沒人這麼想過呢？”
趙佶也不由陷入了深思，良久之後，他才隱約意識到稍稍有些隱患，“不對！按照此子的解讀，我大宋得天命的過程，雖然比司馬光論述的過程，更加無辜、更加不容置疑，但也會留下一些口子。
那就是按照此論，《孟子》的地位會被進一步拔高，司馬光修《通鑑》，評定儒家先賢時，已經一定程度上拔高了孟子的地位，而如若我大宋要以《孟子》的‘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來拓展正統之根源，豈不是要全盤承認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趙佶心中陷入了動搖，他不知道這個改變，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這個問題牽涉太廣太深，他不敢輕率判斷。
他決定還是回去之後，跟其他心腹文臣商議切磋一下，或是跟那些治學的學術官討論一下。
在宋以前，或者說從漢儒的董仲舒開始，統治者的“天命、德運”都是來源於天人感應的，來源於天意的改變。天意的改變有可能透過民意來展現，但民意終究只是天意的一個載體。
如果這樣力度地推崇孟子，那麼民心就不再是載體，而是天意和德運本身了。“是否符合人民利益”這個標準，會被拔高太多。對於一個崇通道教、喜歡讖緯、喜歡祥瑞的皇帝而言，可不是好事。
趙佶這些年來，一直指望以崇道和把自己標榜為道君皇帝、神仙下凡來加強其正統性和統治合法性。突然讓他改弦更張以“是否對人民有利”來判定統治合法性來源，不是那麼容易扭轉的。
趙佶的這些自私自利思考，並不好明著說出來，因此他也不會下場反駁趙子稱。
好在其他太學生多多少少會當趙佶的嘴替，他們的疑問和反駁雖和趙佶所想、所擔心的並不完全相同，但也能有七八分重合。
眾人消化了趙子稱的言論後，陳東很快追著求教道：“那按照賢弟這番說法，當年後周是在周世宗駕崩之後，就非亡不可了？就因為他們在亂世，又只有少主臨朝，主少國疑讓天下不能儘快結束戰亂復歸一統？”
趙子稱：“並非如此，大周的天命德運終結，並不是終於柴榮之死，而是結束於柴榮死時的決策。是因為他沒有順應天命，天是給過他機會的，是他自己沒那麼選。
如果周要有德，柴榮就該主動傳位給李重進，柴榮不過是後周太祖郭威的養子，並無郭威的血脈，倒是有皇后柴氏的一小半血脈，是柴皇后的親侄。李重進則是太祖郭威的外甥，舅甥和姑侄，血脈之遠近，也相若彷彿了。
而李重進若是也先改姓郭氏，認其舅太祖郭威為父，接替柴榮如‘弟終兄及’故事，以李重進在軍中已有的威望，自然可以繼續柴榮的大業，繼續趁當時遼人昏庸之主在朝，收復燕雲失地，並滅北漢餘孽，再一統列國，不用像柴宗訓繼位那般，讓天下人多等二十年。
又或者，如果柴榮覺得舅甥的血脈不夠，他還可以將張永德與公主郭氏所生之子收養為己子，並傳位給那個孩子。如此雖然也是幼主臨朝，但卻解決了兩個問題：張永德與郭公主之子，輩分上比柴榮晚一輩，可以父子相繼而非兄弟相繼。
至於其弊，則是依然免不了幼主臨朝，但這種幼主臨朝卻有一樁好處，那就是幼主的生父張永德依然可以掌握大軍，總攬天下兵權，既然他親生骨肉已經當了皇帝，想必張永德一把年紀了也不會再非要折騰造親兒子的反。
不過無論是選擇李重進一脈還是張永德一脈，必然需要在柴榮死前把另一脈清洗，以免兩派相爭。但柴榮為了他自己那七歲幼子的個人富貴，不肯如此，寧可讓天下百姓多受二十年苦。
所以後周失天命，便是失在他做出那個決策的時候。尤其當年周太祖郭威，何其天下為公？郭威能夠不顧自己血緣血脈的斷絕，讓柴家繼子繼承天下，只為了儘快一統，百姓少受苦，柴榮為何不能再學其養父的天下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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