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一一七崇尚聖賢幻德治 玉碎九重不苟生 一

卻說魏帝曹髦，才慧夙成，好問尚辭，猶如文帝曹丕之風範,常與司馬望、王沈、裴秀、鍾會等大臣在太極東堂講經宴筵並作文論，並稱裴秀是“儒林丈人”，王沈是“文籍先生”，司馬望和鍾會各有名號。

曹髦性急，請人前來就希望快點到達，因為司馬望在宮外任職，就特地賜給他一輛追鋒車和勇士五人，每當有集會，就賓士而至。

有一次，曹髦在太極東堂宴請群臣，並和諸位儒生討論夏少康與漢高祖劉邦的高下。

一開始，曹髦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一起講述禮典，說著說著便談到了帝王優劣之差。

曹髦仰慕姒少康，於是問荀顗等人：“夏已衰敗，相被殺害，少康聚集夏的遺老遺少,光復禹的功績；高祖在田地中超拔於眾人，驅使豪傑俊才，消滅秦、項，包舉宇內。這兩位君主可以說都是有特殊才略的舉世大賢。考察他們的功德，誰應該排在前面呢？”

荀顗等人回答：“那天下的鎮國重器，是由王者接受天的授予,聖賢般的美德順應時機，這樣之後才能接受天命創立基業。至於承接前代的功業，重興舊功績，創造和因襲，難易是不同的。少康功德雖然美好，仍然是中興之君，和漢世祖光武帝劉秀相提並論是可以的。至於說漢高祖，臣等認為他優於少康。”

曹髦說：“自古以來的帝王，功績、德業、言論、行為，各有優劣短長，不一定創業之君都優秀、繼任者全低劣。湯、武、高祖雖都是受命於天，賢聖之不同，我感到十分懸殊。少康和殷高宗武丁中興的美好，夏啟和周成王守文之興盛，評定美德比較實績，放到漢高祖那裡去對照，我看到前者之長而未聞前者之短；只是前後兩者遇到的時代不同，所以後人評定的功名殊異罷了。少康在國家滅亡後出生，身份降低為諸侯的奴隸，跋涉奔波四處逃難，發明箕帚、秫酒，保全了自己。但之後能夠佈施德行大用謀略，最終滅澆於過、滅豷於戈，成功恢復了大禹的功業，祭祀夏祖並在祭天時以祖先配祭，不喪失舊物，不是極大的美德極廣的仁義，豈能建立這樣的功勳？漢高祖趁著秦朝土崩瓦解的態勢，倚仗一時的權術，單純憑藉智謀和武力來成就功業，一舉一動，大多違反了聖人的法度。作為兒子卻多次使父親處於危險中，作為君主卻將賢明的宰相囚禁，作為父親卻不能保護好自己的兒子。去世之後，國家幾乎滅亡。他如果和少康互換所處的時代，也許不能復興大禹的功業。由此說開去，應該以夏少康為高，劉邦位居其下。各位愛卿細細討論一下。”

荀顗、袁亮等人說：“上古三代封邦建國，分裂國土來治國，到衰敗的時候，沒有土崩瓦解的態勢，可以用道德懷柔天下，不能用武力征服天下。等到戰國，弱肉強食，遠離道德專憑智謀武力，所以秦衰頹時可以用武力爭天下。少康佈施德行，是仁者中的英傑；高祖憑藉武力，是智者中的豪傑。仁與智不同，兩位君主自然大相徑庭。《詩經》《書經》中述說殷中宗和殷高宗，都列於大雅；少康功績美行超過了二宗，列在大雅是明確的。少康更優秀，應當像您說的那樣。”

崔贊、鍾毓、虞松等人議論道：“少康雖然積累了仁德，但向上承蒙了大禹遺留下的恩澤和幸福，在內有虞、仍的援助，在外有靡、艾的幫助。寒浞邪惡，不對百姓施行德政，澆、豷沒有親近之人，外部內部都拋棄了他們。因此少康擁有了國家，是有可供憑藉的條件的。至於說漢高祖，從布衣百姓間興起，率領烏合之眾，來成就了帝王的功業。評定德行那麼少康更優秀，考核功績那麼漢高祖更勝一籌，說憑藉的本錢那麼少康處境較易，比較時代那麼漢高祖更難。”

曹髦說：“諸位愛卿評論說少康憑藉已有的本錢，高祖則從無到有進行創造，的確如此。但各位不知道上古三代，憑藉仁德勳業成事是那樣艱難；秦項之際，憑藉武力成就功業是那樣容易。況且最上等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漢高祖功勞高，但比不上少康的盛德普照。況且仁者一定有勇氣，誅殺暴君必須動用武力。少康武功的輝煌，難道一定不如漢高祖嗎？只是夏代古書散佚，舊時的文字缺失，所以豐功偉績缺失無載，只有伍員粗略陳述了大概情況。他說恢復夏禹的功績，不喪失舊物，效法祖先聖業，舊時的好章程不弄錯，不是有才有德的全才，誰能和他相提並論？假使讓三墳五典都留下來，少康的行為詳細記載下來，難道還會有異議嗎？”

說到這，大臣們都心服口服。

中書令虞松上前說：“少康的事，離當代很久遠了，相關古文無人瞭解，因此從古至今，評論家們沒有談到的，嘉言懿德隱沒不見。您既然用心以古為鑑，貫通古今，又說出善言，讚揚凸顯少康的傑出，使他的光彩在歷史長河中閃耀，應該記下您的話成為文章，永遠垂範後人。”

曹髦說：“我學識不廣博，瞭解得淺薄狹隘，害怕自己說得不對；縱使有值得采納的地方、料事能與實際相符，仍不值得重視。加以記載，只怕會在後世賢達中招來笑話，顯出我的愚笨吧！”

因此侍郎鍾會退下後，才將曹髦這番評定編次記載下來。

曹髦好學善問，研經推理。

一次到太學問學者：“古代的聖人得神明之助，觀天理，察人世，因而推演出陰陽八卦；後來的聖賢進而發展成六十四卦，又推衍出數量繁多的爻。凡天地間之大義，無所不備。但那部書的名稱卻前後不一，夏時稱《連山》，殷代稱《歸藏》，周朝又稱《周易》、《易經》。這部書，到底是怎麼回事？”

易博士淳于俊回答說：“遠古時代伏羲氏依據燧皇之圖而創八卦，神農氏又將其演進為六十四卦。此後的黃帝、堯帝、舜帝又各有變動，三代都依據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對它進行補充完善。故‘易’者，即交易也。把它稱為《連山》，是形容它好似大山吞吐雲氣，連線天地；把它稱作《歸藏》，意思是說天下萬事莫不隱於其中。”

曹髦又問：“如果說是伏羲氏根據燧皇的圖案而創立《易經》，那孔子為何不說燧人氏之後的伏羲作《易經》呢？”

淳于俊答不出來了。

曹髦進而問：“孔子為《易經》作傳《彖傳》《象傳》共十篇，鄭玄為《易經》作經注。雖然他們是不同時代的聖賢，但對《易經》經義的解釋是相同的。如今孔子的《彖傳》《象傳》，不和《易經》的正文放在一起，而是與鄭玄的註文連為一體，這又是什麼原因？”

淳于俊說：“鄭玄把孔子的傳和自己的註文合在一起，大概是便於學習《易經》者明白好懂。”

曹髦問：“說鄭玄把傳和注結合起來是為方便和理解《易經》，那在他之前的孔子為何不把他的傳與文王所作的《易經》合在一起呢？”

淳于俊答：“孔子擔心把他的傳和《易經》合在一起會引起混淆，所以沒那樣做。這說明聖人是以不合表謙虛。”

曹髦問：“如果說聖人以不合表謙虛，那鄭玄為何獨獨不謙虛呢？”

淳于俊說：“古代經典意義弘深，聖上您所問的又如此深奧玄遠，不是臣下我所能解釋清楚的。”

曹髦又問：“《易經》中《繫辭》說：‘黃帝、堯、舜垂衣而治天下。’遠古伏羲、神農之世人們還不曾有衣裳，聖人以德教化天下，為什麼差別這麼大呢？”

淳于俊回答：“遠古三皇時代，世上人少而禽獸多，所以得到的獸皮羽毛就足夠人們穿用了。到了皇帝時代，變得人多而獸少，人們只好製作衣裳以根據不同季節穿用。”

曹髦再問道：“在《易經》中乾代表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這不是說又和微小的東西一樣了嗎？”

淳于俊說：“聖人取其意象，故有時可遠，有時也可近。近者取眼前的各種東西，遠者則取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