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織錦護臂

深秋的崑崙山開始飄起零星雪花，六角冰晶落在石城遺址的夯土牆上，瞬間融化成細小的水珠，在殘垣上留下深淺不一的痕跡。考古隊的發掘工作已近尾聲，隊員們正忙著對最後一片核心區域進行收尾清理，每個人的防塵服上都沾著灰褐色的沙土，唯有眼睛裡透著即將完成任務的亮意。

張北煬站在鷹嘴烽燧的殘垣上，腳下的夯土經過千年風雨侵蝕，早已變得疏鬆多孔。他手中摩挲著一枚剛出土的銅箭鏃——箭鏃長約七厘米，箭頭呈三稜形，尾部的鋌部還殘留著木質箭桿的痕跡，鏽跡雖厚，卻依然能看出鍛造時的鋒利刃口。這是東漢戍邊將士留下的遺物，指尖觸碰間，彷彿還能感受到當年戰場的凜冽氣息。

“張隊，烽燧西側的積沙裡發現了織物殘片！”蘇芮的呼喊聲帶著急切與興奮，穿透了工地的喧囂。張北煬立刻轉身，快步跑下烽燧，特意避開那些尚未完全穩固的夯土邊緣——這些歷經千年的遺蹟，哪怕是輕微的觸碰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損壞。

趕到現場時，蘇芮正半跪在沙地上，膝蓋處的防塵褲已被浸溼。她手中捏著一片竹片，正以毫米為單位，小心翼翼地剝離著一塊附著在夯土上的暗紅色織物。殘片面積不大，只有成人巴掌大小，邊緣已經碳化發脆，但表面隱約可見細密的紋路，在夕陽下泛著微弱的絲質光澤。

“小心點，用保鮮膜先覆蓋住，避免水分流失。”張北煬立刻蹲下身子，從隨身的工具包中取出專用的文物提取盒——盒內鋪著柔軟的麂皮，四角裝有緩衝棉，是專門為脆弱文物準備的。“織物類文物最嬌貴，尤其是在這種乾燥的戈壁環境下，一旦接觸空氣加速氧化，紋路可能會在幾分鐘內消失。”

蘇芮點點頭，迅速戴上無菌手套，從工具袋裡掏出軟毛刷，以近乎虔誠的姿態輕輕掃去殘片表面的浮沙。每一次刷動都控制著力度，生怕刷毛的摩擦損傷碳化的邊緣。清理完畢後，她將浸過蒸餾水的脫脂棉輕輕敷在織物上，待纖維稍微軟化，才緩慢地將殘片與夯土分離，整個過程如同呵護初生的嬰兒。

回到臨時文物房，隊員們立刻啟動恆溫恆溼裝置，將室內溫度穩定在20，溼度控制在55%——這是絲綢文物儲存的最佳環境。殘片被小心翼翼地放入特製的亞克力展櫃中，櫃內充入了惰性氣體，以隔絕氧氣的侵蝕。在高倍放大鏡下，殘片上的紋路逐漸清晰——那是典型的東漢雲氣紋，線條婉轉流暢，如同流動的雲霧，紋路間夾雜著幾個模糊的漢隸字樣，雖然大部分字跡已殘缺，但“萬邦”“歸心”等字樣依然可辨。

“這和之前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臂的工藝很像，應該是同一時期的產物。”蘇芮將之前拍攝的織錦護臂照片放在展櫃旁對比，眼神中滿是興奮，“你看這緯線的密度，我剛用顯微鏡測過，每厘米達到了二十四根，和織錦護臂完全一致，說明出自同一家絲綢作坊。而且這種暗紅色的染料，是用西域的紫草和中原的茜草混合製成的，在東漢時期屬於皇室專用色。”

為了破解殘片上的完整文字，張北煬立刻聯絡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絲綢文物保護專家周教授。周教授在絲綢文物修復領域有著四十餘年的經驗，接到電話時正在整理敦煌出土的唐代絲織品，聽聞石城發現東漢織錦殘片，當即帶著行動式文物檢測裝置連夜啟程，乘坐最早一班航班趕來。

當週教授在文物房看到那片織錦殘片時，原本略帶疲憊的眼睛瞬間亮了起來。他戴上老花鏡，湊近展櫃仔細觀察，手指隔著玻璃輕輕比劃著紋路走向：“這是‘乘雲繡’工藝，你看這雲氣紋的走勢，每一根絲線都順著紋樣的弧度排列，這是東漢皇家織室特有的技法，用這種工藝製作的織物，通常只用於賞賜有功之臣或製作重要的禮儀用品。在烽燧遺址發現這種殘片，說明這裡曾有地位極高的戍邊將領駐守。”

周教授帶來的紅外光譜檢測儀派上了用場。儀器的探頭輕輕貼近展櫃，發出細微的蜂鳴聲，隱藏在碳化層下的文字逐漸以熱成像的形式顯現在螢幕上。隊員們圍在螢幕前，屏住呼吸看著那些模糊的字跡慢慢清晰，周教授則一邊調整儀器引數，一邊用鉛筆在草稿紙上勾勒字形。經過三個小時的辨認與比對，完整的銘文終於被還原——“漢之德，澤萬邦，四夷歸心，天下太平”。

“這十六個字太有分量了！”張北煬激動地握緊了拳頭，指節因為用力而微微發白，“它不僅是對東漢國力的讚美，更體現了當時‘大一統’的政治理念，是戍邊將士們堅守邊疆的精神信仰。在糧盡援絕的烽燧上，這十六個字就是支撐他們戰鬥到最後的力量。”

結合殘片出土的位置和周圍的遺蹟，張北煬做出了大膽推測：這片織錦殘片極有可能是東漢西域都護班勇的隨身之物。在之前清理文書坑時出土的彩繪木簡中，曾有“班都護佩織錦，誓守石城”的記載，而殘片出土的鷹嘴烽燧，正是史書記載中班勇當年的戍守之地。

“班勇作為西域都護，肩負著守護邊疆、安撫諸國的重任，手下只有三百親兵，卻要面對匈奴數萬鐵騎的威脅。”張北煬指著殘片上的“歸心”二字，語氣沉重而堅定，“這兩個字或許就是他治理西域的核心理念——以仁德服人，讓各民族心甘情願地歸附漢朝。他在石城推行輕徭薄賦，組織漢人農民教西域牧民耕作，這些舉措都讓他贏得了各族百姓的愛戴。”

為了驗證這個推測，隊員們對烽燧周邊進行了重點清理。在距離殘片出土處三米遠的地方，他們發現了一座被積沙掩埋的小型土坑墓，墓坑僅能容納一人，沒有棺槨，只有一具蜷縮的殘缺骸骨和幾件簡單的隨葬品——一枚刻有“班氏”字樣的銅印、一把鏽跡斑斑的環首刀，以及一個腹部開裂的陶罐。骸骨的胸骨和肋骨上有多處明顯的銳器傷痕跡，左腿脛骨呈畸形癒合狀，顯然是常年征戰留下的舊傷。

“這應該是班勇麾下的一名親兵。”考古隊的人類學家王博士蹲在墓坑旁，用探針輕輕撥動骸骨周圍的沙土，“從骨骼的磨損程度和牙齒磨損情況來看，他年齡在三十五歲左右，生前長期騎馬作戰，坐骨結節處有明顯的騎馬人骨刺。刀傷痕跡呈楔形，與匈奴常用的環首刀創傷特徵完全一致。他的墓葬緊鄰烽燧，說明是在守衛烽燧的戰鬥中犧牲後，被戰友就近掩埋的，而那枚‘班氏’銅印，是班家軍親兵的標識，證明他是班勇最信任的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