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鎏金銅帶鉤

鎏金銅帶鉤的設計極具融合特色：

帶鉤主體為中原龍紋造型，龍首鎏金，龍身卻纏繞著波斯火焰紋，龍尾還鑲嵌著一顆于闐紅寶石。

“這種造型在中原與波斯的考古發現中都極為罕見，是三種文明工藝融合的典型代表。”

蘇芮用顯微鏡觀察帶鉤的焊接痕跡，發現採用了中原的失蠟法與波斯的鎏金工藝，進一步印證了工藝交流的深度。

牛皮貿易賬簿是此次發掘的重大發現，賬簿用波斯巴列維文與漢文雙語記錄，詳細記載了胡達裡商隊與中原、草原商隊的交易明細，如“永元十二年，以琉璃器五十件換中原絲綢百匹，於石城交接”“永元十三年，以波斯銀幣二百枚換草原良馬二十匹”。賬簿邊緣還粘附著少量茶葉殘渣，經檢測為蜀地蒙頂茶，與松潘古驛站出土的藏茶磚成分一致，證明波斯商隊也參與了茶馬貿易。

于闐玉飾共五件，包括玉佩、玉簪與玉指環，每件玉飾上都刻有“盟誓”二字漢文，玉佩背面還刻有于闐佉盧文“友誼長存”，與石城管理中心出土的《商道盟誓》帛書內容相呼應。

“這些玉飾是于闐商隊贈予波斯商隊的盟誓信物，表明波斯商隊已正式加入崑崙商道的同盟體系。”

林曉雨解讀道。

M2、M3號墓的清理同樣有重要發現，出土了波斯銀幣、中原銅鏡、西羌羊毛毯等隨葬品，雖數量少於M1號墓，但種類與風格一致，證明三座墓葬屬於同一商隊。此次波斯商隊墓群的發掘，首次完整呈現了波斯商隊在崑崙商道的貿易活動，填補了波斯與中原、西域、草原多文明貿易交流的考古空白。

在整理石城遺址考古資料時，團隊發現東北側一處夯土臺基下存在異常地磁訊號，經探地雷達掃描，確定為一座單人豎穴土坑墓，墓記憶體在金屬與有機質文物訊號。考慮到該區域此前未發現同期墓葬，張北煬判斷這可能是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墓，遂組織專項發掘。

發掘初期，團隊在墓坑填土中發現多片骨雕殘片，殘片上刻有細小文字，初步判斷為多語言對照文字。為保護骨雕殘片，隊員用竹鑷子小心提取，同時加快墓坑清理速度。當清理至墓底時，一具單人骨架顯露出來，骨架周圍散落著青銅雙語印章、骨雕文字對照表、彩繪陶罐與絲質譯語手冊等隨葬品。

“從骨架姿勢與隨葬品型別判斷，墓主人應為男性，年齡約40歲，生前可能從事文字翻譯工作。”

隨隊的體質人類學專家分析道，

“墓內隨葬多件語言類文物，進一步證明其‘商道譯師’的身份。”

青銅雙語印章是墓主人身份的核心證據，印章直徑約5厘米，正面刻有漢文“李譯師”，背面刻有西羌文“語言使者”，印章邊緣還刻有細密的幾何紋，與藏羌驛站出土的青銅令牌紋樣風格一致。

“‘李譯師’應為墓主人的漢文姓名，西羌文‘語言使者’則是其在商道上的稱號，這枚印章是商道譯師身份的唯一實物標識。”

林曉雨說。

骨雕文字對照表由12片獸骨組成，每片骨雕長約15厘米，寬5厘米，兩面均刻有文字，一面為漢文，一面為西羌、草原、波斯、吐蕃文對照，共收錄200個貿易常用詞，如“絲綢”“羊毛”“琉璃”“錢幣”等。例如“絲綢”一詞，漢文旁標註著西羌文“薩木”、草原文“豁勒”、波斯文“贊丹”、吐蕃文“查”，每個詞語的刻劃都清晰規整，部分骨雕上還留有修改痕跡，推測為譯師生前使用的教學工具。

彩繪陶罐的裝飾內容極具歷史價值，罐身用紅、黃、黑三色繪製了譯師調解貿易糾紛的場景：

畫面中央，一位手持骨雕對照表的男子（即墓主人）站在中原商人與波斯商人之間，正在用手勢比劃著交流，周圍還圍著西羌嚮導與草原騎手，背景是石城驛站的建築輪廓。

“這幅畫面生動再現了商道譯師的工作場景，是研究古代跨文明語言交流的直觀材料。”

趙磊用高畫質相機對陶罐進行全景拍攝，以便後續進行數字復原。

絲質譯語手冊是此次發掘的稀世珍品，手冊長約1米，寬約20厘米，用漢文與波斯文雙語書寫，分為“貿易對話”“數字換算”“物品名稱”三部分，其中“貿易對話”部分收錄了常用交流句式，如“這件物品價值多少”“我們可以交換嗎”“請帶我去驛站”等，手冊末尾還標註著“譯師李，永元十五年錄”，明確了手冊的編寫者與年代。

商道譯師墓的發掘，填補了崑崙商道跨文明語言交流的考古空白。此前，關於商道多文明交流的語言媒介僅見於文獻記載，此次出土的雙語印章、骨雕對照表與譯語手冊，不僅實證了“商道譯師”這一職業的存在，更揭示了古代跨文明交流中語言溝通的具體方式——透過雙語手冊、文字對照表與專業譯師，解決了不同文明商隊的語言障礙，為崑崙商道貿易的順暢進行提供了關鍵保障。

隨著雪山醫者洞、松潘古驛站、石城管理中心、藏羌驛站、波斯商隊墓群與商道譯師墓六大遺址的發掘完成，團隊對出土文物進行綜合梳理，發現各遺址文物存在緊密的關聯性，共同構建起崑崙商道的完整歷史圖景：

從時間維度看，所有遺址的文物年代集中在西漢至東漢時期（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2世紀），其中雪山醫者洞的《雪山本草補錄》竹簡（標註“永元十年”）、石城管理中心的《商道盟誓》帛書（“永元十年”）、商道譯師墓的絲質手冊（“永元十五年”）與波斯商隊墓的貿易賬簿（“永元十二年至十三年”），形成了連貫的時間序列，證明這一時期是崑崙商道的鼎盛階段。

從空間維度看，松潘古驛站的錢幣窖藏（蜀地、吐蕃、波斯錢幣）與藏羌驛站的青銅令牌（五文明紋樣），實證了商道從蜀地經松潘、藏羌驛站至石城的完整路線；波斯商隊墓的琉璃器（波斯徽記）與商道譯師墓的雙語手冊（漢波斯文），則將商道範圍延伸至波斯薩珊王朝，形成覆蓋東亞、中亞、西亞的貿易網路。

從文明交流維度看，各遺址均出土融合性文物：

雪山醫者洞的雙語針灸銅人（漢羌文）、松潘古驛站的藏茶磚（蜀地茶葉+吐蕃紋樣）、石城管理中心的五語帛書、藏羌驛站的青銅令牌（五文明紋樣）、波斯商隊墓的鎏金銅帶鉤（中原龍紋+波斯火焰紋）、商道譯師墓的骨雕對照表（五語言），共同證明崑崙商道並非單一文明的單向傳播，而是多文明平等交流、互學互鑑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