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你親自負責了十多天的審訊工作，而我，已經非常負責任地從頭到尾地把審訊的錄影看過一遍了，你猜我發現了什麼？”不動如山地坐在白鳥對面的菅野向對面的人丟擲問題。
“——發現石冢丸二是個滿嘴胡話的混球？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他就是第二名劫匪，百分之百，只不過他的同夥把一切都卷跑了，我們這才沒辦法在他身邊找到證據。沒有兇器，沒有其它作案工具，更沒有搶來的那些錢。
但他一定就是另一名劫匪！”
“我可不像你這般肯定。”菅野拿出自己的手機，給白鳥放了一小段兒影片，就是那段兒石冢丸二在白鳥的高壓逼供下求饒的影片，看完之後，白鳥面色不改，但原本和顏悅色的菅野的態度倒是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收起了笑容，冷冰冰地道，“如果你是法官，在看到這一段影片後會對這起案子產生怎樣的看法？”
“這算什麼，你這是在審我？”白鳥抬起頭來，質問菅野道，“我想我們之間沒什麼好說的了，你走吧，把半藤叫進來。”
“——看來你還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白鳥，假如這段錄影被放在了法庭上，你就死定了，我的意思是，不止是這個案子要因為這段影片完蛋，就連你也會跟著一起完蛋。辯方律師會提出警方在審訊過程中存在逼供的行為，公民裁判員只會同情這個傢伙，哪怕他就是窮兇極惡的劫匪。
三名職業法官和六名普通公民裁判員，你覺得在這段影片放在他們手上之後，他們會做出怎樣的判斷？”
白鳥沒有吭聲，或許他也知道審訊流程存在問題。
不，光是“問題”兩個字已經不足以形容當前的這種險惡的情況了。
“你和我一樣是特考組出身，我本不想在你面前強調法律……《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一項，‘如果被告人的自白不是自願作出的，則該自白不得作為證據使用’——這麼簡單的道理不用我來告訴你吧？你告訴我，你覺得嫌疑人在這種狀態下做出的自供到底有沒有法律效力！”
白鳥吸了吸鼻子，最後竟然笑了出來：“這不是刑訊逼供，菅野，這充其量只是高壓審訊，高壓並不代表犯法。你也在警隊裡呆過這麼多年了，甚至在丸暴幹過一段時間，你應該比我更清楚我們國家的司法情況——我們這個國家極度依賴‘自白供詞’，我們國家不存在‘審前律師在場權’，我們國家可以利用‘另案’拘留嫌疑人二十天之久……
你應該比我更清楚，你給我放的這一段錄影本就不應該存在，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法律並沒有規定我們在審訊時需要全程錄影。你知道我為什麼要錄下這些影像嗎？就是因為我希望以後每天都能看到這個混蛋在我面前低下頭的樣子！
所以告訴我，菅野，你來告訴我，無論是法官，還是公民裁判員，亦或是新聞媒體——就連辯護律師都不知道錄影是否真正存在，我這能叫刑訊逼供嗎？”
遺憾的是，白鳥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精確無誤的。
無論是對“刑事實務例項”的解釋，還是對現狀的分析，全都毫無偏差。
（注：刑事實務例項就是指司法實務中[特別是偵查、起訴、審判過程]常見的慣例、操作流程或處理方式，換句話說就是[司法圈的預設做法]或者說[過去這麼幹，現在也繼續這麼幹]）
（另注：由於本書的時間線始於二零一四年，這個時候，日本還沒有出臺“視覺化審訊”制度，所以白鳥並沒有說錯，在那個時候，日本警方在審訊犯人時可以不用全程錄影，也無需旁聽人證）
真不愧是特考組出身的……
菅野被氣笑了：“什麼意思？所以說你明知這是刑訊逼供，還要堅持把這件案子送檢？我猜刈谷雅治得到的只是書面的自供吧？他應該根本不知道這段審訊錄影的存在吧？”
白鳥沒吭聲，算是預設。
菅野用手捂住自己的額頭：“天哪……你到底都幹了些什麼……”
“我抓到了一個窮兇極惡的劫匪。”白鳥毫無愧意地說道，“無論你說什麼都改變不了這一點。”
“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劫匪！”菅野朝著白鳥吼道，“你們除了自供還有什麼直接證據嗎？沒了！你們沒抓到來田武雄，你們沒辦法讓他指認他的同夥，你們沒找到劫匪用來作案的槍支，你們也沒找到劫匪劫來的錢——除了石冢丸二和來田武雄關係親近，案發前一晚有可能在一起，不存在不在場證明以外，你們什麼都沒有！”
“所以呢？你想說明什麼？”白鳥問道，“你能證明他不是劫匪嗎？你想證明他不是劫匪嗎？”白鳥頓了頓，換了個更直白的問法，“——還是直說吧，你會把你手中的這段錄影交給法庭甚至是那個辯護律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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