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其他地方是按律收稅，但對蘇州府、松江府實施的卻是重賦，以“怒其為士誠守”，意思是當初誰讓你們幫助張士誠的？蘇州府、松江府的民田田賦稅率並不是1.2％，而是3倍於其他地區，且每年的田賦稅率都不一樣。官田的稅率更高，是7鬥5升，按畝產量3.8石稻穀計算的話，稅率為19.74％，稅率幾乎10倍於外地田賦。其它地方官田的田賦稅率是5升3合5勺，如常州府耕地的畝產量與蘇州府耕地的畝產量相當，也有3.8石稻穀，稅率為1.4％；如揚州府耕地的畝產量按2.2石稻穀計，稅率是2.4％；如濟南府耕地的畝產量按1.8石稻穀計，稅率2.96％。
由於蘇州府、松江府官田的稅率實在太高，造成佃農不斷逃亡，或乾脆不再租種官田，直接進城打工，官府也沒法子，只得把官田賣給有錢的地主，因此到了崇禎年間，蘇州府、松江府境內的大批官田變成了民田。
洪武二十六年，全國耕地面積8.5億畝，全國徵繳的田賦為2944.23萬石，全國平均繳納的田賦為0.035石/畝。蘇州府有985.06萬畝耕地，佔全國耕地的1.16％，繳納的田賦為281.05萬石，佔全國田賦的9.55％，蘇州府平均繳納的田賦為0.285石/畝，是全國平均數的8.14倍。
弘治十五年，全國耕地面積6.23億畝，全國徵繳的田賦為2679.23萬石，全國平均繳納的田賦為0.043石/畝。蘇州府有947.85萬畝耕地，佔全國耕地的1.52％，繳納的田賦為209.2萬石，佔全國田賦的7.81％，蘇州府平均繳納的田賦為0.221石/畝，是全國平均數的5.14倍。
萬曆六年，全國耕地面積7.01億畝，全國徵繳的田賦為2663.84萬石，全國平均繳納的田賦為0.038石/畝。蘇州府有929.59萬畝耕地，佔全國耕地的1.33％，繳納的田賦為209.26萬石，佔全國田賦的7.86％，蘇州府平均繳納的田賦為0.225石/畝，是全國平均數的5.92倍。
如加上松江府繳納的田賦，蘇州、松江兩府上交給朝廷的田賦佔到了全國的10％以上。
仍以萬曆六年為例，蘇州府的田賦總額為2092560石米，以畝產為2.8石（2石稻、1石麥）計，田賦稅率為8.03％，每畝地須繳納田賦0.225石，而同期，南直隸蘇州、松江兩府之外的其他地區，繳納的田賦僅為0.078石/畝；浙江的田賦為0.054石/畝，江西的田賦為0.065石/畝，湖廣（即湖南湖北）的田賦為0.01石/畝，山東的田賦為0.046石/畝，河南的田賦為0.032石/畝，北直隸的田賦為0.012石/畝。
進入崇禎年間後，蘇州府耕地基本穩定在9295951畝（約930萬畝），如全部用來種植糧食（稻子、麥子），按平均畝產2.8石（1石麥子摺合0.8石稻穀）計算的話，可產糧食2603萬石稻穀。
崇禎四年，蘇州府須繳納的田賦為225.94萬石，每畝地需繳納0.24石，田賦平均稅率達8.68％。
去年即使蘇州府遭到了嚴重水災，蘇州府須繳納的田賦為250.93萬石，每畝地需繳納0.27石，田賦稅率為9.64％。
今年蘇州府須繳納的田賦為260.3萬石，每畝地需繳納0.28石，田賦稅率達10％。
與蘇州府相鄰的松江府，須繳納的田賦為99.77萬石。松江府僅有華亭縣、上海縣、青浦縣三縣，繳納99.77萬石田賦，田賦稅率也在10％左右；
耕地面積與蘇州府不相上下的常州府、嘉興府、湖州府須繳納的田賦遠少於蘇州，如常州府須繳納的田賦為79.48萬石；嘉興府須繳納的田賦為64.27萬石；湖州府須繳納的田賦為48.89萬石。
耕地面積比蘇州府多三分之一的杭州府繳納的田賦僅為24.34萬石。
今年全國徵收的田賦為2762.26萬石，蘇州、松江二府繳納的田賦超過全國的十分之一，達13.03％，江南6府（含鎮江府，不含杭州府）所繳納的田賦為552.71萬石，佔全國的五分之一。
蘇州府為啥繳納的田賦稅率年年不一樣呢？問題出在官員、大地主身上。蘇南地區靠讀書中秀才、中舉人、中貢士、中進士的人遠比國內其他地方多，這些人有一定的免稅田畝。中舉後就屬於統治階級，中進士的人還往往做大官，官做得越大，免稅的田畝就越多。一個秀才可免繳80畝的田賦，一個舉人可免繳400畝的田賦，一個進士可免繳2000畝的田賦。
這個制度設計時就存在嚴重缺陷。比如，一個人中舉後，如他家只有200畝地，根據制度他可以免繳400畝地的田賦，於是就有親戚、朋友、族人把他們的地掛靠在這個舉人名下，這叫“投獻”，藉以逃避稅賦。“投獻”後，官府的“魚鱗冊”並沒有變更。如變更的話，這些地就名正言順地歸於該舉人名下了。官府是按魚鱗冊來徵收田賦的，官府收繳田賦時，收稅官在得到點好處後，就把“投獻”的200畝的賦稅轉嫁到其他農戶頭上了。假如蘇州府有3000個舉人，其中有一半的舉人家裡只有200畝地，那蘇州府僅這些舉人名下就可“投獻”30萬畝，這30畝地的稅賦就被轉嫁到其他農戶了。
後來隨著土地兼併越來越多，這些官員還變著法來逃稅。對於一些大地主來說，他們的家族中往往有大官，一個小小的收稅官是不敢強行去收稅的，於是很多小戶就依附於這些大地主來逃稅。官府為了完成賦稅，不得不把官員、大地主家逃掉的稅賦轉嫁到普通農戶、佃戶頭上。
以上幾個原因就造成了農戶需繳納的田賦每年都不一樣，逐年上漲。
萬曆年間，江南地區有80％的田地歸於士紳。萬曆三十八年，任蘇州巡撫的徐民式看出了端倪，下令各府清查土地，並進行了“均田均役”的改革，讓江南計程車紳承擔起繁重的糧役，減輕了普通貧苦百姓的徭役負擔，緩解了江南地區的階級矛盾。
江南地區畝產量比較高，且工商業發達，稍微增加點稅賦還能忍受，但中原地區、西北地區的畝產量就少多了，而且基本沒工商業。這些地方的豪族、藩王不僅肆意兼併土地，擴大免稅田畝，或隱瞞需賦稅田畝，將把向朝廷繳納的賦稅轉嫁給貧民，增加貧民負擔，造成大量農民破產，流離失所。一旦有人振臂高呼，破產農民能不反嗎？
以上稅率還沒包括加徵的遼餉、剿餉、練餉。崇禎4年開始徵收遼餉，每畝加收1分2厘。崇禎10年起，加收剿餉，每畝加派米6合，後每畝又加派1分9厘4絲。崇禎12年起，為訓練邊兵，田賦每畝加徵1分（練餉）。這“三餉”合計為每畝4分1厘4絲加6合米。如不繳6合米，可按每石米0.9兩折銀，6合米折銀5裡4絲，則“三餉”折銀4分6裡8絲。這個“三餉”因各地豪族將負擔轉嫁給普通農戶，攤牌到農戶頭上後，往往是2-4倍。像劉雲龍所在的水車浜村，即使沒啥豪族，今年的“三餉”就要每畝8分4裡2絲。
蘇州除了承擔重賦外，還承擔鉅額上貢、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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