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對於國家而言，鹽稅又是國帑支柱，一旦處理不好，就有可能使得國家財政出現大岔子，因此歷朝歷代，承平時日大多不敢動。
現在正好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古代每千年左右就將出現的一場巨大社會變革，原本因為滿清入關而被打斷，而現在受到外國威脅，列強入侵，這一過程再次啟動，同時還加入了大量的來自西方的新事物，整個文明的生產力要發生巨大變動，上層建築自然也要隨之改變。
但改革鹽政一事自然不是一蹴而就，首先要搞清楚滿清時期的鹽政，並從中分析和考察出需要團結的人和可以團結的人，藉助這些人的力量，才能較平穩的完成鹽政改革。
清初的鹽法是引岸制，直接繼承的明代鹽法，這一制度在明代就已暴露出許多弊端，明末就已出現了改革鹽法的呼聲，只是由於明王朝的覆滅而未施行，因此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間，鹽法敗壞嚴重，嚴重影響了朝廷的財政收入，雍正皇帝不得不採取措施對鹽政進行小範圍修整，敲敲打打，勉強應付。
自那之後，每一個新繼位的皇帝都曾試圖對鹽政進行徹底整頓，就場徵稅、民運民銷……諸多改革措施一一出籠，直到道光年間，終於出現了“票鹽法”，從根本上解決了綱商引岸制的缺陷，但不等進一步推廣，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戰爭先後爆發，為了解決軍費問題，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又對鹽政指手畫腳，採取了寓綱法於票法的迴圈票法，等於是又退回了引岸制，從此之後，清朝的鹽政就再無回天之力，一直到清朝覆滅，這引岸制也沒廢除。
而滿清的鹽政總結起來就是八個字：裕課、恤商、利民、杜私。
裕課，是指最大限度榨取鹽稅，充裕國庫；恤商，是指減輕鹽商負擔，避免涸澤而漁；利民，是說降低鹽價，擴大引岸，不使百姓受淡食之虞；杜私，是說盡力杜絕私鹽販賣，維持鹽稅收入。
這八字真言看去冠冕堂皇，值得山呼“吾皇聖明”，但實際上卻全不是那麼個事兒，從清初開始，這鹽政就是一個大大的屎山程式碼，一路磕磕絆絆，縫縫補補，湊活走到現在。
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那“八字真言”之間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裕課就意味著要加大對鹽商的壓榨，鹽商都不是傻子，自然不會自己承擔這苛重的賦稅，自然會放棄那些遙遠而又毫無利潤可得的引岸，還必須想盡辦法將私鹽變成官鹽，以降低成本。
如此一來，就造成了兩個直接後果：其一，偏遠地區的百姓無法吃到官鹽，或根本吃不起鹽；其二，大量鹽稅流失，或變成了鹽商的豪宅、戲班，或進入了鹽官、稅吏的口袋，朝廷收入自然而然的降低了。
當然，清朝統治者不是沒考慮過對鹽政實施改革，從立國之初起，皇帝們就一直盯著鹽稅改革，底下的那幫能臣也沒少出好主意，只是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敢動手而已，所以，鹽商得以繼續維持著他們的特權，活到現在。
但這種事情是放在鹽商這個整體來說的。
如果要是把這件事放到單個鹽商身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鹽商雖然有種種特權，但歸根結底不過是朝廷養的肥豬，在鹽政這個“豬圈”裡吃著名為“特權”的飼料。
每個鹽商都是一頭豬，什麼時候缺銀子了，什麼時候就殺豬，而鹽商數量有限，又使得官府的統計極為便利，有幾頭豬，每一頭豬有多肥，這些細節官府都一清二楚。
而古代中國商業流動性差，鹽商大多也不可能跑太遠，只要官府想抓，他們根本跑不掉。
這就導致鹽商為了避免家破人亡，在很多時候會主動割肉讓朝廷打消對自己的注意，比如之前的甲午戰爭，淮揚鹽商前前後後購買的戰爭債券和主動捐助，價值上千萬元，這都是鹽商們主動求活路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