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的左念微回了一趟孃家，但卻不是為了其他，而是來關注紗廠的建設情況。
張善若很漂亮，知書達禮，性情溫和，對於新事物也不排除，短短的幾天相處中，左念微心中的擔憂也徹底消除了。
而來到南通拜訪了各路親戚之後，左念微就迫不及待的找到了張謇，向他諮詢江南紗廠的情況。
不過好在張善若並沒有對他這些動作抱怨什麼。
至少，左念微沒有看出來，但左念微也不會就這麼把張善若留在家裡，這樣對她並不好，對自己也不好。
沒有好家庭，不會有好的事業，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所以左念微準備在上海開一座女校，讓張善若去學習學習，也好創造一些共同語言。
而左念微的工作重心依然是在工商業上，如今南洋靠洋務一年的純收入大約是200萬圓，即33萬英鎊，完全比不上兩位財神爺胡雪巖和張振勳。
左念微本身也並未對洋務的“求富”抱有什麼希望，所謂的官督商辦，實際上只不過是以官侵商、以官壓商的一種手段，商人和工廠主無法獲得獨立自主，就更遑論發展進步了，這與國家資本是有著本質區別的。
官督商辦，實際上還是兩千多年前周代的那套邏輯，即“工商食官”，民間商業遵循的是官場規則，而不是市場規則，因此商人追求的是壟斷和地區隔離帶來的收益，而不是物質生產本身的收益。
因此，這次左念微來這裡，除了視察紗廠的建設工作，也有意繼續推進監管制度的改革。
自由主義在後發的被殖民國家是行不通的，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須有國家力量的強力干涉，但這個干涉的度該保持在什麼地方，還有待繼續觀察。
與日本的戰鬥中，最關鍵的其實就是三條，軍事、經濟和外交。
而其中，對於南洋來說，經濟又是最為關鍵的。
南洋不是日本，我們不能發行債券，我們能依靠的只有地方財政、自己掙錢和借錢。
地方財政最多隻夠海軍平常的訓練和開銷，裝備的維護和更新都要靠南洋自己。
但有明確目標的戰爭，往往不是一條單行道，我們除了讓自己加速，還可以猛踹瘸子的那條好腿，讓對手慢下來。
日本的經濟支柱就是他們的紡織業，同樣，這也是南洋的優勢專案。
歷史上，日本的紡織品大量使用中國原材料，在1886年後，這個數字將達到50%。
也就是說，日本近一半的原材料來自於清朝，並且大量返銷至清朝。
這對於我國，尤其是江南地區的紡織業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不亞於蘇伊士運河開通後，英國人帶來的衝擊。
南洋與東南亞的華商關係密切，如張、黃、林等諸位南洋大華商都在福廣兩地擁有一定數量的企業，主要行業為紡織和製糖。
他們這些企業在名義上都屬於南洋的一部分，所產生的利益都會上交一部分給南洋，算是另類的保護費。
但這些企業的數量還是非常少的，往往都要南洋出面，由南洋銀行領頭投資，然後分股。
這些企業的經營過程中還要給大量地方官吏賄賂和當地手工業者的攻擊，同時承受著三座大山的壓迫。
不過，隨著臺灣建省，左念微又想到了一條生財之道。
由於閩臺等地要防備日本，所以左宗棠上書請求截留一部分地方稅收以練兵，朝廷在原則上是同意的。
同時，由於臺灣剛剛建省，島內建設不全，所以免除了當地三年的稅款。
在這種情況下，左念微就在臺灣扶持了一些企業，主要進行製糖、菸草、葡萄酒和紡織，引入了大量的南洋資本。
至於銷路，那也不是什麼問題，對於現在孱弱的工業來說，東南亞和國內的市場足夠解決問題。
隨著這些經濟建設的開始，為了溝通閩臺，大清第一家現代郵輪公司也成立。
光緒十二年（1886年）四月，臺灣巡撫劉銘傳組織了三艘300噸的貨輪，往返閩臺兩地，傳遞公文信件。
隨後，在左宗棠的主導下，上海海關第一次嘗試與上海工部書信館合併，成立上海郵政館，同時任命薛福成兼管，原海關文案李圭、徐興主持具體事務，開通了“上海—蘇州—江寧”、“上海—天津”、“上海—廈門”、“廈門—廣州”和“上海—香港”，這五條線路，同時還令電報局，輪船招商局和南洋航運公司一起承辦。
而在北方，李鴻章也任命盛宣懷主管天津郵政館，開通了“天津—上海”、“天津—濟南”、“天津—西安”、“天津—盛京”、“上海—武漢”和“天津—京師”這六條海陸線路。
李圭本熱曾在光緒二年至美國參加費城賽會，在費城見識了美國的郵政系統，並與南洋組織的留美學生徐興一起潛心考察，指出郵政“裕國便民”。
為了辦洋務，朝廷曾經派遣了一批留**童，但後來隨著時間推移，各地督撫大員也漸漸招攬一些留洋學生來幫助辦理洋務和海關等內容。
於是，在左念微的推動下，光緒五年（1879年），一批船政學堂的學生赴美留學，隨後李鴻章等人也及時跟進，將同文館、天津學堂等新式學堂中的少量優秀學生派出去學習。
徐興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在結識李圭後，兩人就一同考察了美國的郵政系統，並且在光緒十年（1884年）翻譯《香港郵政指南》，準備以香港的郵政為師，建立新式郵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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