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五年七月初六，距紫宸殿那場風波已過去數日。
汴京的暑熱依舊，但政治氣候卻變得更加微妙難測。
天子趙佶那句心憂國事和詳議的旨意，如同撒入狼群的肉塊，瞬間激發了各方勢力最原始的爭奪欲，而汴京裡的謠言，也越來越多。
而雖然在正式的朝會之上，關於兵制革新的話題似乎暫時沉寂了下去，至少表面上不再如之前那般劍拔弩張。
然而，在那一道道硃紅宮牆之內，在政事堂、樞密院、三衙以及戶部有司的值房之中，一場不見硝煙卻更加殘酷的詳議，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甚至可說是刀光劍影。
蔡京一黨，憑藉其多年來經營滲透的龐大官僚網路，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王黼、餘深、薛昂等人親自坐鎮，調動了大批門下幹練的吏員文書，日夜不停地炮製著詳議章程。
他們起草的條文，辭藻華麗，引經據典，充分體現了紹述新法、強軍固本的正確性，但在關鍵條款上，卻處處暗藏機鋒。
關於清查空額、汰弱留強，他們擬定的細則極其嚴格，甚至規定了各營必須削減的具體員額比例和時限，描繪出一幅每年可為國庫節省鉅額錢糧的美好規劃。
然而，對於清查過程中可能引發的軍中動盪、以及被汰減人員的安置問題，卻語焉不詳，只輕描淡寫地推給各軍自行妥善處置。
關於統籌軍械，他們提出了詳盡的方案和流程，看似公平合理，但其中關於質量核查、損耗核定、運費分攤的許可權，卻都被巧妙地設計為由新設立的、必然由蔡京心腹掌握的提舉司來主導。
這意味著，邊軍能否及時獲得優質軍械，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這個新衙門的心情，以及地方將領是否懂事。
關於人員交流，章程草案更是寫得高瞻遠矚，強調互通有無、共同提高，卻對交流軍官的選拔標準、待遇保障、家屬安置等實質性問題避重就輕，只原則性地表示從優考量。
這無疑為日後操作留下了巨大的空間，聽話的、或是需要拉攏的將領，其麾下軍官可能被交流到京畿美差；而不聽話的，則可能被交流到邊塞苦寒之地，甚至藉此機會將其調離原本的勢力範圍。
這些章程草案，被迅速抄送樞密院、三衙等相關衙門會籤商議。
鄭居中、鄧洵武等人豈能看不出其中的陷阱？
他們立刻組織人手，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大量的補充意見和修正條款。
他們強調清查空額必須穩妥漸進，以不激起兵變為首要，要求制定詳細的被汰減官兵轉業安置方案，並由朝廷撥付專款。
他們質疑軍械統籌的效率，要求保障邊軍優先獲取優質裝備的權利，並主張核查權應由樞密院、工部、邊軍代表共同行使。
以及更堅決反對大規模人員交流，認為在當下邊情緊急之時，此舉純屬添亂，要求僅限於極少數優秀軍官進行更輪。
雙方的文書在幾個衙門之間飛快地往返，每一份都蓋著鮮紅的官印，引據律條，爭論得面紅耳赤。
負責抄寫傳遞文書的小吏跑斷了腿，各衙門的書吏們熬夜點燈，爭吵聲常常穿透值房的隔牆。
高俅掌管的三衙，態度則顯得曖昧得多。
他們原則上擁護革新，但對涉及禁軍利益的具體條款，尤其是大幅削減員額和抽調禁軍軍官交流的部分，提出了諸多實際困難，大倒苦水，強調禁軍護衛京畿責任重大，不可輕動，實則是在討價還價，試圖儘量減少自身損失，甚至從中分一杯羹。
這場詳議，早已脫離了最初的政策辯論，變成了一場赤裸裸的權力和利益分配談判。
每一處條款的修改，每一個字眼的爭執，背後都代表著無數人的前程和巨大的利益輸送。
而所有這些爭吵、算計、妥協的文書副本，都會透過某種渠道，被整理、摘要，最終送到延福宮那位道君皇帝的案頭。
趙佶似乎很樂於看到臣子們如此盡心盡力地為他詳議國事。
他偶爾會在某份爭執不下的文書上批個再議，或者在某份看起來特別忠君體國的蔡黨奏章上畫個圈，但大多數時候，他只是將這些文書堆在一旁，繼續欣賞他的書畫，或是與林靈素探討長生之道。
他的態度，更加助長了下面的爭鬥。
這些朝堂高層博弈的細節，自然不是劉然一個西頭供奉官所能直接接觸的。
但他卻能從各種蛛絲馬跡中，感受到那越來越近的風暴。
首先是他提舉的西壁禁軍教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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