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問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漢朝時期開始便成為選拔測試人才的方式之一。其內容也是包羅永珍，無論是基本的治國方略、經義禮儀，還是時務對策，都在其考察範圍之內。
國朝科舉初開時，唯以試策，隨著時代的發展，進士科的考試內容才逐漸新增了試帖經與試雜文，而且由於雜文對人才力的考校更加具體可見，故而雜文的考試成績佔比便越來越重。
原因也很簡單，策問看似考校的範圍最廣泛也最全面，但卻往往大而無當。進士僅僅只是官員入門的考核而已，其所面對的群體就註定對於國家大事、經史大義欠缺具體的、深刻的瞭解。
所以對於進士試策也多有批評的聲音，唐高宗永隆年間，吏部考功員外郎劉思立進言進士唯誦舊策、皆無實才，故而詔令進士試雜文兩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
對於還沒有踏足官場的年輕人而言，無論是問其國策還是大義，大部分都只是轉述別人的觀點而已，又或者僅僅只是情緒的表達，沒有實際的內容輸出。
但這並不意味著試策就沒有意義，在更高一級別的制科取士當中，試策是唯一的選拔方式。
這是因為參加制科選拔的人才要比進士們更高一個檔次，制科取中之後，即刻出任官職，既不需要再進行守選，也不需要再經過吏部的銓選。
今年的科舉試策，是一道《老子》策、一道《左傳》策以及三道時務策。
《老子》策是近年科舉的固定專案，當今聖人履極以來，對老子更加推崇，對道家經典還多親自注疏，《老子》不只列於試帖經，還要策問文義。
不過老實說，群臣對此也多是敷衍其事，對於《老子》的註疏也並沒有什麼超越先人的學術總結，因此考生們只需要略陳故義，基本都會放之透過。
張岱家裡道士就好幾個，對於《老子》文義的解讀當然也不陌生。至於《左傳》所考的，乾脆就是曹劌論戰，恍惚間讓張岱彷彿回到了初中課堂。
三道時務策，不出意外的兩道邊策、一道時政策，邊策則是分別詢問與吐蕃和突厥這兩大世仇的關係處置。
之所以集中在今年策問，那是因為三方情勢有了新的變化，吐蕃去年與大唐再起邊釁，而突厥則屢請能與大唐繼續和親。
至於時政策，當然就是去年災情的相關處置問題了。
總之這五道策問題對張岱而言說難也難、說簡單也簡單，當然想要對答優異的話，也少不了要仔細斟酌。哪怕他能斷言往後三國百年國運、突厥倒是用不了百年了，但立足今人視野，必然也要提出一系列的理論來支援自的觀點，讓今人能夠理解和認同。
昨天一天的時間，張岱就搞定了四道策問題，所以倒也不怎麼急躁，晚上甚至還蹲在試鋪裡搞了一頓小火鍋。入夜後別人還在秉燭夜戰，而他則矇頭大睡起來。
到了第二天，張岱只剩下一道時務題，任務自然很輕鬆，但他答起來卻更慎重。
因為他不同於其他的舉子們只是引經據典的泛泛言之，什麼王道憫人、先君尚德之類的套話，他是真真正正參與到救災工作當中去的，並且也從下屬諸員那裡得知許多災區的最新和具體的困境，諸如災後牛疫的爆發，以及新春旱澇災害再次初露端倪等等。
所以張岱的策文中套話較少，更多的則是立足實際的各種應對策略，並不只是應付當下的省試，拿到朝堂中去都能當作一篇今年救災備荒的計劃方案。但是話說回來，也根本沒人鳥他。
張岱也是一邊答題一邊在心裡思忖，準備省試結束之後無論及第與否，他都要東行遊歷一番，看看救災諸事經營狀況如何了。他去年便有這樣的想法，倒也不是為了躲避都中的人事糾紛。
因為最後這一道時務策更加的用心，用時也遠較之前更長，等到張岱全都寫完的時候，時間已經到了午後。他又將五篇策文從頭到尾的全都檢查一遍，確認沒有什麼犯禁之後便直接登堂上交。
這會兒其他考生們都還在構思答題，張岱這裡走出試鋪頓時引起了眾人的關注，那本來已經對狀元之位勢在必得的李嶷更是詫異道：“張岱是欲上請，還是交卷？”
張岱雖然自覺狀元無望，但也不妨礙打擊一下這貨的信心，於是便笑語道：“李十七或是知我長於文辭，然則射策才是我真正的優長，去年府試應試於中書，中書李相公猶且難詰。李某若不欲為後來者覆，還要更加用功啊！”
李嶷聽到這話後，神情果然變得嚴肅起來。張岱府試事蹟早已經傳遍都下，他當然也有所耳聞，但總覺得事情多多少少有點離奇之處，此時見到張岱試策輕鬆完成，心內自是難免有些緊張。
到了這一步，他當然希望自己能夠一舉奪取狀元之位，所以便也沒有心情再說什麼去宋三孃家喝花酒，視線從張岱身上收回後便更加認真的答題。
堂中嚴挺之也沒想到張岱早了半天交卷，但他也沒有多說什麼，接過考卷後一邊粗粗瀏覽一遍一邊蓋印，並又對他說道：“場中群徒尚在專注制策，觀你考具行李太多，一時不能負盡，便且留此先出，事後著家奴來取。”張岱聞言後也是一汗，他這裡行李多到考官都忍不住發聲吐槽了，只把科舉當成了度假一般，怕也只能在唐朝才能這麼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