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當然不會一成不變，包括李林甫也會成長，當其在擔任國子司業的時候，名聲已經變得不錯。
但要說會有什麼脫胎換骨的變化，那也談不上。畢竟只有業務水平實在不行，才會狠抓行政管理，這一點上過學的和上過班的大概都能有所體會。還有重要的一點，晚年的唐玄宗對宰相的能力要求高嗎？他連楊國忠都用！楊國忠的才能是什麼？撅屁股露大腚，剩下這點爛底子全都抖落出來！甚至於因為這個極品的存在，李林甫都變得老成謀國起來。
李林甫能夠長期在開元、天寶年間擔任宰相，固然與其個人素質合格有關，但也僅僅只是合格，而非優異，且這還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根本原因就是他所擔任宰相的時期，基本上就是唐玄宗志得意滿、昏聵怠政的垃圾時間，已經將自身的精力從處置國家大事轉移到了捯飭家庭倫理上來。
這一時期的唐玄宗並不需要宰相有多麼卓越的執政才能，只要將人事矛盾按壓下去、不要浮於自己面前來，並且能夠無底線的順從迎合自己，就是合格的宰相。
張九齡與李林甫之爭，恐怕也不能說是吏治戰勝了文學，張九齡被貶更多的還是來自於唐玄宗自身的取捨。
比如與張九齡一起被罷相的裴耀卿，幼應童子舉，後以唐睿宗潛邸舊僚而見用，歷任州縣，由宇文融舉薦入朝，之後提出並主持系統性的漕運改革。
這樣的履歷，按說無論如何也不應歸入文學一派。如果用非常狹隘的觀點來解讀，大概就是裴耀卿屁股歪，明明自己是吏治出身，偏偏與文學大佬張九齡眉來眼去，結果被殃及池魚、罪有餘辜。這麼說顯然是不恰當的，而且還很可笑。
裴耀卿的被貶，其實在其經歷也有跡可循。他主持漕運改革節省運費三十萬貫，有人建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然而裴耀卿卻說“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因此將之奏為和市費用。
單此一點，已經將裴耀卿與開元天寶年前那些以盤剝求寵的財政型官員區別開來，彼此可謂油水難調。
隨後上臺的牛仙客大興和糴，也讓唐政府對於漕運的需求不再像之前那樣強烈，既不能應時而變、又不肯從俗如流的裴耀卿淡出時局自然也就順理成章。
所以裴耀卿的去職談不上什麼文學與吏治，而是吏治與吏治。
還有一個被視為張九齡文學黨羽的嚴挺之，因為李林甫所舉薦的戶部侍郎蕭炅將“伏臘”二字錯讀為“伏獵”，被嚴挺之告知張九齡並把蕭炅貶出朝堂，這也通常被視為文學與吏治之爭的一個表現。
在解釋這件事前，先介紹下嚴挺之何許人也。
嚴挺之進士出身，神龍年間又應制舉而出仕，並受到上司姚崇的賞識，姚崇入朝為相後便將嚴挺之推薦入朝擔任右拾遺。
唐玄宗剛剛履極的先天年間，嚴挺之便上奏不應“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從而受到嘉獎，可見這是一個秉性正直、敢於進諫之人。
嚴挺之的剛直絕不是虛偽的人設，他是真的敢，就連掌管風紀的侍御史言行不妥，他都敢於發聲斥責。甚至於開元年間作為唐元功臣、稱得上是北衙第一人的王毛仲，張說等強勢宰相都不敢觸其鋒芒，唐玄宗解決王毛仲都要小心謹慎，但嚴挺之仍然敢於拒絕王毛仲的非法要求。
瞭解了嚴挺之是個什麼人，再來回看他對蕭炅的不滿，這應該歸為黨爭嗎？官員識字、尤其是堂堂一部侍郎識字，這不應該是為官的基本素質嗎？如果這也算是文學與吏治之爭，吏治體現在哪裡？體現在戶部侍郎只需要識數，不需要識字？大唐至此立國已有一百多年，制度已經規範，人才儲備豐富，對於中央要司的官員素質要求有所提升，這難道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嗎？或者說，李林甫同樣無學術，還不是安安穩穩做了這麼多年宰相，文人又何必搞什麼學歷歧視！前文已有論述，李林甫的家世讓他從出生伊始便開始接觸這些人事，甚至這些人事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年耳濡目染下來，如果連基礎的政務處理都還不合格，那他就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智力不行！
開元天寶時期一大批財政和事務性人才陸續受到重用，這其中尤以宇文融最為具有標誌性，以至於有開元一朝言利得幸始自宇文融。其後的財政型官員楊慎矜、韋堅、王鉷、楊國忠等，也都被認為是踵其跡而出。
恰好開元政壇又有以張說、張九齡為首的文人群體異常活躍，兩類身份之人在政壇當中難免會產生利益的碰撞與權力的摩擦。但引起他們產生矛盾與鬥爭的深層和根本原因，絕對不是所謂的文學與吏治。
這些所謂的吏治人才當中，除了宇文融、裴耀卿他們的改革和所推動的事情是真真正正觸及到社會根本問題，對國力與社會有著整體性的推動與改善之外。其他的有一個算一個，路都越走越歪，多以盤剝為能，只會賄上求寵，他們根本不配跟宇文融、裴耀卿混為一談。
把這些人引入吏治概念之下，去討論文學與吏治之爭，既是對文學的侮辱，也是對吏治的侮辱！再來說文學，這派觀點認為太平盛世中君主好大喜功，往往要粉飾文治。
這無疑也是非常狹隘的，將文治當作君主個人出於功業慾望而推動的事業，完全沒有提及文治對社會整體帶來的改善以及對意識形態建設不可取代的推動作用。
我們要先了解一個情況，何謂盛唐？盛唐這個概念首先是用來描述唐代的詩歌文學等各種文化的豐碩成果，而後才漸漸兼具了史學概念。
在隋唐大一統帝國形成以前，是持續幾百年的南北朝大亂世，社會長期處於分裂動盪之中，自然也就談不上所謂的文治。
所謂的經史義理，士族家事而已，文化得不到廣泛的傳播，普通民眾也很難順利接觸到文化。當然在當時巨大的生存壓力面前，獲取文化也並非一個迫切的問題。
但是隨著隋唐帝國完成統一，文化的正本溯源、匯總整合以及廣泛傳播，也是政權中樞不可迴避的責任。而在這當中，盛唐開元時期以集賢學士為代表的修書活動也是持續時間最長、成果最為卓著的一個時期，不只在唐代，在整個古代史當中都具有非凡的意義，真正的讓士族家事成為普世之學。
張說長期擔任集賢學士首領，本身又文化素養極高，在當中自是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文學與吏治之爭這種觀點卻把張說及其行為解構為招攬詞學之士、進行朋黨之爭，對於盛唐文治最核心也最基本的內容欠缺必要的表述。
相較於古人所推崇禮法之類舊說，後人對於文化和意識形態給一個群體、一個政權所帶來的改變與影響感受無疑要更加的深刻與直接。
後世因為意識形態被解構、崩析所引起的社會動盪甚至戰爭，幾乎沒有停息過。所以對於開元文學，也要有一個更深刻的理解。
開元文治是一個集體共同努力所達成的成就，包括但不限於這些中央文人，諸如李白、孟浩然這些在野之士同樣也作出巨大的、甚至不遜於體制中人的貢獻。
張說所作出的貢獻或許並非無可取代，也可以是李說、王說，但無論誰說，只要引導並推動了開元文治的輝煌，無疑都是值得褒揚的。
吏治有良吏、惡吏之分，文學同樣也有機敏通達之變、泥古不化之徒。任何時候都有誇誇其談、濫竽充數之流，但是讓他們如此醜陋的，既不是文學，也不是吏治，這二者之間更談不上有什麼先天的矛盾。
所以文學與吏治只是一種非常淺顯的身份特徵抓取與表述，既不足以解釋開元時期的中樞政鬥本質，對於中樞鬥爭給當時社會造成的衝擊與影響更是涉及頗少，是一種比較狹隘的表述方式。
其實如果這種鬥爭內容確實存在的話，大家都可以用普通人的樸素想法代入唐玄宗的視角：我都要，犯法的？誰規定的？
越是中樞高層的權力鬥爭，帝王的意志便體現的越明顯。
不要說唐玄宗這種強勢帝王，哪怕中晚唐太監和神策軍想搞事，都得先去十六王宅挑個李家小豬崽兒捏在手裡，或許這一時期的皇權已經談不上有什麼獨立的意志體現，但你不能不在！在皇帝這個權鬥最核心最關鍵的人物腦海裡，恐怕不會有什麼文學與吏治的概念存在。
同理，如果我們想要系統、全面的瞭解開元時期的政治變革與社會演變，也不該侷限在這種視角里，用文學或吏治這比較模糊的概念去解構、總結盛唐時期錯綜複雜的人事。
當然，這只是我自己的一己之見、讀書隨想，憑我的閱歷和積累也不足以進行什麼嚴肅的學術探討。
今天跟大家稍作分享，也只是針對正在寫的這本書的歷史背景進行一個闡述和說明，便於大家對劇情事件和人物行為進行理解，所以一些觀點也只適用於本書。
一番列數下來，涉及到的人事資訊不少，大家一時間可能不好完全消化，這也沒關係，只是時代背景的一個交代，之後的正文劇情裡面還會進行一些細緻描寫。如果大家在閱讀中有什麼疑惑，也可以轉回來再翻看一下。
祝大家工作順利，生活愉快，求能給一個追讀支援！！！發書至今，有感一些書友對本書所描寫的開元中期人事還比較陌生，這裡先對開元中期的中樞政治格局進行一點說明。順便給大家推薦一個up。不同於其他比較枯燥的歷史科普，這個up文案很活潑，尤其是對世情民風、時聞軼事的講解很有趣，有助於大家更全面的瞭解唐朝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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