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協律郎

第37章 爾謂聖人刀不利乎

不過對於武惠妃提議讓張洛回家找他老子,張洛也只是冷笑不語。且不說父子之間本就感情淡漠,單單這件事的主動權他就不可能輕易交出去。誠然這件事如果發揮一番,是足以對御史大夫崔隱甫造成一定的惡劣影響和傷害。但實際上跟崔隱甫的關係遠沒有張洛所表述的那麼緊密,崔隱甫畢竟是前任的河南尹而非現任,而且究竟是河南府的誰決定讓周良背這黑鍋,張洛也根本就不清楚。

他誇大其詞,只是為了要引起武惠妃的興趣,令其誤以為可以藉此插手外朝人事,最好是爭取一個讓其將自己引薦到唐玄宗面前進行陳述爭取的機會。

只是相對於張洛一個半大小子的一面之辭,武惠妃當然更加相信張家多年積累的政治資源,做出這樣的建議,張洛並不意外。

他也相信只要這件事回家一說,張均等人必定會如獲至寶,抓住這一機會對崔隱甫大作反擊,事情真相如何並不重要,現在他們只需要聲量比崔隱甫他們更大。如果再配合武惠妃在內廷的干涉,可能還會打出一套組合拳。

可如果真的這麼做了,那才是把路給走窄了。因為他們全都領會錯了這一次政斗的本質,搞錯了需要應付的真正物件。

後世針對開元十四年的這一場政鬥,以及開元時期其他的中樞鬥爭,有一個觀點用於總結和概括,即文學與吏治。

這種觀點認為崔隱甫、宇文融等吏治人士,巧妙利用開元十四年的這一次攻擊,一舉拿下了張說這個文學領袖的執政之位。

這種觀點怎麼說呢,稍得其形,未得其真。這場爭鬥的真正原因,以及開元時期其他的中樞鬥爭,核心只有一個,那就是唐玄宗本身的意志。

開元十三年的封禪大典,主持此事的張說可謂出盡了風頭,以至於自此以後老丈人都有了一個新的代稱。

而本該作為封禪主角的唐玄宗則就非常不開心,隨其一行登臨岱頂的供奉官們多是張說親信,甚至可以說如果當時張說在泰山頂上心生歹念的話,唐玄宗下不來都有可能!

所以封禪結束之後,唐玄宗先以伶人戲之,之後又質疑選司銓選不公,受宇文融密奏任命大臣分十銓選士,吏部尚書、侍郎都不得干預。

作為宰相的張說自然也被排斥在外,由此也令張說與宇文融這個朝中新貴的矛盾達到了一個頂點。

之後唐玄宗又刻意將張說所排抑的崔隱甫任命為御史大夫,兩名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皆侍中源乾曜所親而與張說不協,可以說是把“我要辦他”明晃晃的寫在了朝堂上!所以崔隱甫是什麼人?他是皇帝手裡的一把刀!

如果張均等人找藉口發動黨羽對崔隱甫進行口誅筆伐的攻擊,那就是在挑釁皇帝,你這把刀不夠鋒利!

哪怕暫時能夠緩解一下張說所遭受的攻擊,然而皇帝在意圖沒有達成的情況下,下一把刀究竟是個形容詞還是名詞,那就不好說了!

其實唐玄宗在對某個執政大臣感到厭倦的時候,通常都會刻意做出一些冷落其人面子、故意令其難堪的行為,姚崇、宋璟等都曾有過相似的經歷。

張說如果識趣,也應該在唐玄宗幾次暗示後主動的表示引退,不至於拖到現在被動體面。

事到今日,有的事情其實已經是註定了的,越是拼命想要挽回,越是適得其反。

武惠妃向來拎不清,張均也不是個聰明人,張洛自然不可能夥同他們一起作死,但是眼下他人單勢孤,又必須要借重一下武惠妃的能力,也只能言不盡實的稍作誘導。

且不說讓張家去攻擊崔隱甫並不可取,即便此計可行、能夠讓張家擺脫危難,在張均的主持下張洛能獲得怎樣的回報,也是不必抱有太大的期望。

所以在略作思索後,張洛便又說道:“惠妃關懷少類,不忍我出面受人詰責刁難,此情銘感肺腑。只可惜我在戶中卻難享親長如此關懷愛憐,若是歸家告知此事,恐怕也要難免受迫行事。

懷此憂慮,所以先來求教惠妃。既然惠妃也持此見,那我便歸告家君。只是希望我在受迫行事時,惠妃能夠伺機庇護一二。

我無懼身之存否,但卻怕事情難成,更害怕惠妃這一番賜教體恤隨事而隱、人莫能知。”

當第二天牛貴兒再將張洛此言進告於武惠妃時,武惠妃聽完後也是不免沉吟多時,而後嘆息道:“之前覺得他急公好義、但卻失於輕率莽撞,今聽此言也是一個沉靜內秀之人。

日前所遇,瞧他母子也是際遇甚薄,此番張家為了滿門的安危,倒也不會可惜捨棄這樣一個庶子,逼他以身犯險,對崔大夫極盡詆譭。他之前不敢告於家人,原來也是懷此憂慮。

我教他歸家述事,或是給他指點了一條死路。縱然張令公因此而得免,是兒涉此兇險事中,恐怕難以保全。到時我不只錯害了這孩兒,人也不會知我曾經用智於此,張家理虧情虧,更加不會領認。

事情不能先經張家,需我先作籌謀,如此事成後,張令公想不認領這一份情義都不可。但那崔大夫又聲勢太兇惡,我貿然引此孩兒還是太險,涉事太深,不好抽身,他可真給我出了一個難題啊……”

她這裡愁眉不展、苦思無果,渾然不覺是被自己這小外甥用一件沒影兒的事給釣成了翹嘴。這小子信口開河,武惠妃卻為了該要如何穩妥的為其牽線搭橋而操碎了心。

她固然考慮更多還是確保自身的穩妥,但只要行動起來,也不能對張洛的安危全無顧慮。如果搞死了張說的孫子卻還沒把事做明白,那就是真的偷雞不成蝕把米了。

張說和宇文融的矛盾常常被解讀為政見不同、乃至於路線之爭,這也是文學與吏治的一種視角。張說在開元九年回朝拜相,宇文融同樣在開元九年上書首倡括戶括田,即張說在擔任宰相期間,宇文融的相關改革一直在推進且加深,未見來自中樞方面的阻撓。甚至張說之子張均、親信李憕,都先後在宇文融的領導下擔任括戶、勸農等使職。二者矛盾激化是在開元十三年封禪結束之後,尤其宇文融主動介入核心的銓選人事權的爭奪中,引發張說強烈的不滿與反擊,遂有“輒引大體廷爭”的表現,是權力的鬥爭,而非主張和政見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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