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將困擾自己最大的難題交給武惠妃之後，張洛也沒有閒著。他希望是能夠直接面見唐玄宗李隆基，可在見到皇帝后要說什麼做什麼，也直接決定了結果是好是壞。
唐玄宗這個人，性格與作風的階段性特徵還是挺明顯的，年輕時豪邁倜儻有大志，壯年時英武果敢有城府，人到中年志得意滿、剛愎漸露，但仍不失英明、雄心未泯。
年紀越大，其人性格的缺陷便暴露的越明顯，敏感多疑、猜忌心重，天性涼薄、殘暴不仁，放縱自我、好逸惡勞，種種人性的醜劣佐以不加節制的帝王威權放肆使用，最終釀成了一個五毒俱全的盛世禍胎！
張洛比較慶幸的是，他如今所處乃是開元十四年。剛剛完成封禪大典的大唐帝國正是國力鼎盛、一切都欣欣向榮的時刻，尤其唐玄宗這個最關鍵的因素還沒有開始向禍胎蛻變，毒性仍輕。
雖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但大多都是封建社會的通病，也談不上無可挽回。或許有一些結構性的矛盾處理起來比較棘手，但社會整體的承受能力還是挺強的，否則也撐不住開元后期到天寶年間的一系列瞎折騰。
匡正開元盛世、解決安史之亂，這個命題對張洛來說太大了。
眼下的他只希望能夠在張家這一場危機當中能有出色的表現，既能幫助周良一家消解災禍，也能讓自己獲取到足夠的政治資本，在之後返回張家後解救出英娘等人，並給主母鄭氏以打擊報復。
好吧，這些目標要達成也並不輕鬆，但總歸還是有希望的。他所指的有希望，關鍵在於眼下的唐玄宗還是能夠進行正常對話，仍未以扒灰虐子等倫理醜活兒為樂。
打擊張說及其勢力是唐玄宗已經確定的目標，在這一目標達成之前，任何試圖反抗的行為，都要冒著承擔帝王怒火的風險。換言之，如果不進行類似的反抗嘗試，就能避免這一最大的風險。
用周良一事去構陷崔隱甫從而解救張說，這只是張洛打出的一個幌子，用於吸引武惠妃出手幫忙引薦。這一目的達成後，張洛自然不會這麼幹，所以他需要用另一套邏輯去打動唐玄宗，從而換取想要的東西。
張洛的初步打算是見到唐玄宗後便進獻謀國良策，而他所準備的良策便是開元年間裴耀卿所主持的漕運改革，以及圍繞漕運改革所進行的一系列賦稅與經濟方面的變通。
他之所以選擇這一策略，還是受了之前與周良交談、以及南市王元寶投資失利等事所帶來的啟發。
大唐這種幅員遼闊的龐大帝國，跨地區的資源和人事流動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當下的漕運現狀效率非常低下。就比如這一次江南漕船因為久旱無雨而滯留途中，不只連累王元寶這種豪商投資血虧，只怕大唐本身的財政計劃也要大受影響。
須知封禪這種國之大典對錢財物資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唐玄宗一行人馬鉅萬自長安出發，一路沿黃河而下，哪怕不搞那些規模盛大的典禮儀式，單單人吃馬嚼一路來回，也得把黃河沿岸州縣府庫給吃的鳥蛋精光。
所以唐玄宗在東封結束之後並沒有直接返回長安，而是駐留於東都洛陽，原因也很簡單，回去就得他麼餓肚子！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自江南的租物入倉能夠極大緩解當下枯竭的財政狀況，但如今卻因為不合理和效率低下的漕運而將要逾期，必然又會加重財政壓力。
張洛選在這個節點進獻改革漕運的建議與方案，正可謂是投其所需，能夠極大機率獲得唐玄宗的好感。
不過這可不是什麼詩歌文抄，裴耀卿的漕運改革價值也不在於這四個字，而是其所包含一整套詳細縝密、行之有效的計劃。
這是裴耀卿長期主政地方，針對漕運弊病進行深入觀察和分析之後所總結出的一套方案，絕不是拍拍腦門的突發奇想。
張洛在後世有一位眼鏡師姐，便曾以唐宋漕運沿革變遷為課題，而張洛出於對知識的仰慕，也熱情主動的幫忙收集過一部分相關的資料，其中就包括開元年間的漕運改革。
所以對於裴耀卿的漕運改革整體思路和具體方案，他也是比較瞭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