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洛越想越是興奮，以至於都忍不住眉飛色舞起來。
後世在學習閒暇之餘，他也看過一些歷史類的網文小說，而在這些小說當中主角通常都會進行一種行為，那就是文抄，透過抄寫古人的詩文名篇來獲得聲望名譽與滿足感。
在這些文抄行為當中，詩歌是最主要的內容。畢竟詩歌所蘊含的感情往往都非常濃烈，更加容易帶動情緒，而且都是經過高度提煉的文字精華，易於傳誦也便於記憶。所以唐詩宋詞響徹不同時空、不同位面，乃至於不同的種族。
但古代的文化與文學寶庫中的瑰寶又何止詩歌一類，其他的文學體裁同樣也有著值得深入挖掘的巨大潛力。
在這一眾文學類別當中，墓誌銘作為一種比較特殊的應用文體裁，儘管比較小眾，但卻同樣有著極大的價值。這種價值在後世主要體現在史學方面，而在當代則就體現在具體的變現能力。
詩歌文抄了不起能夠讓人獲得感情上的共鳴、社會名望的提升，或許能夠間接性的因此獲益，但若不巧遇上隋煬帝這種不講究的物件，抄一句“空梁落燕泥”，反而還會有生命危險。
墓誌銘的變現能力在古代文化產業中那是一騎絕塵的，講究一個一手交錢一手交文，並不需要中間環節的轉換，直接就能進行買賣交易。而且這一行當市場巨大，畢竟是人就難免一死，但凡稍具財力者，也都希望能夠將先人風光大葬、光輝事蹟碑傳後世。
墓誌銘的獲利空間還非常的巨大，比較著名的就是同為盛唐名相的姚崇臨終前便遺命兒子們趁張說前來弔唁時畢陳珍寶於前、從而誘惑張說為其撰寫碑誌。
雖然這故事當中，姚崇更多的還是需要一個政治上的保障，但由此也顯示出這行業手工費的確不低，而且並不會因為志主的地位高就能有所省儉。
同為盛唐名士的李邕，即是李白詩中的李北海，同樣也是一個碑誌名家，史載“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以至於“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但是在墓誌銘這個題材當中，從後世唐人墓誌存世數量而言，李邕仍然三甲不入。排第一的乃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第二則是楷書四大家之一的柳公權，第三便是盛唐大手筆張說。
張說數量不如前者，倒不是水平有差，一則年代更久遠、考古發現的數量限制，二則張說政治地位要較前兩者更高一些，尤其在做了宰相之後，也不會再輕易動筆賣文，主要還是為去世的親友撰志和奉詔而作。
就比如眼下這河南府士曹參軍徐申，雖然願意奉財百貫，但卻連張說家的門都進不去，這錢想花都花不掉。
真正讓張洛激動不已的，還並非徐申兩手奉上的這百貫錢帛，而是他意識到自己完全可以將祖父張說功成名就後、已經看不上而放棄掉的下沉市場再給重新經營起來，不只是一頓飽，而是頓頓飽！這樣的做法固然有些不道德，但從張洛的角度而言，他在張家倍受排斥冷待，感情上遭受了極大的傷害，不應該收點利息？
至於那些求寫墓誌的人家，他們只是希望能夠獲得名家出品以慰先靈，當然更重要的是撫慰自己，只要這件事不拆穿，他們就能一直獲得滿足感。
沒有權勢地位的人就不配為先人盡孝嗎？張洛絕不苟同，他認為任何人只要誠意足夠，都應該獲得這樣的機會，而且他也願意儘自己一份力來滿足這些人的訴求！甚至於，他還可以嘗試在碑誌中埋下一些後世的文字梗，讓這些碑誌一旦面世就能成為網紅作品，其家世事蹟也能獲得更加廣泛的傳揚，效果又比什麼當代名家所寫要好得多。
很短的時間內，張洛不只堅定了自己要代寫墓誌的念頭，甚至還給自己做了一番能夠抵消負罪感的心理建設。別人是替天行道的綠林好漢，而他則將要化身劫富濟貧的翰林義士，大家都肩扛道義、盜亦有道！周良父子自是不知道張洛如此豐富的心理活動，看到他雖然表情變幻不定，但卻一直沉吟不語，周良也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對方乃是名門貴公子，且知恩圖報、折節下交，提出一點小問題，自己這裡卻不能給一個滿意的答覆，實在是有點說不過去。
所以周良在思忖一番之後，便又開口說道：“眼下府中尤重保障新括籍戶的耕業維持，郎君可命莊人就鄉訪聚，讓這些民丁入府謁告。府中有錄此事之後，我便可先調使一隊役卒前往修復渠堰。”
雖然張洛已經有了搞定徐申請求的法子，但在聽到周良所說的變通之法還是有些好奇，於是便又忍不住發問道：“這又是何故？難道那些舊有的籍戶便不需要操持耕業了？”
“這倒也不是，只不過朝廷近年來屢推括田括戶。河南府擴戶則可，括田則見效不大，新括之戶無田可授，舊有之戶則多豪強蔭庇、不稅之家。新登之戶雖然租調暫免，但總能收得一份丁稅，若因失業，連這一份丁稅恐怕都要失去……”
聽到周良的講解，張洛又想起來自家莊人們的情況，心內便漸有了然。朝廷為了擴大稅源，所以推行括戶括田，為了誘使逃人歸籍而開出比較優惠的條件，免除幾年租調，只是每年收取一丁一千五百錢的稅錢。這一條件固然還算優惠，但前提是編戶的同時也要授給田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