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因為知道自己跑不掉，客觀條件不允許民眾抱有任何僥倖心理，所以大多數人，都會竭力不去犯事兒。同樣的邏輯，在人口不受控制的草原，卻根本行不通。
跑不掉？嘿！你當我馬白喂這麼健碩的？我一刀捅下去，人還沒斷氣，我都能策馬狂奔跑到百八十里外了！等有人發現屍體，我說不定都從河套北上幕南、西至河西，甚至是跑到漠北去了！你就查吧。
一查一個不吱聲。
社會關係，犯案動機，也同樣無從查起。
因為不定居，所以遊牧民族的生活，除了部族內部會繫結較強外，部族與部族、不同部族的個體之前，往往都是萍水相逢，而且是遊牧途中意外偶遇。
再加上游牧與農耕的根本邏輯差異，使得遊牧民族在一片區域的人口密度，也遠低於農耕文明下的農民。
農民的田畝往往是阡陌連野，彼此相連於平原，故而聚居為鄉、裡。
而遊牧之民，哪怕是同一個部族，也可能是幾百戶人家，分散於方圓幾十裡的遼闊草場。
一個遊牧之民家庭，周圍幾里地都沒有第二戶人家，在草原是稀鬆尋常的事。
被偶然光顧，期間與人發生爭執，甚至出現命案，多半是直到屍體腐爛發臭，引來禿鷲等食腐動物，才會被察覺。
就像是漢人地界，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便有可能發生殺人坑屍，毀屍滅跡的命案。
而草原，就是一片方圓數百上千裡，乃至數千上萬裡的超大型深山老林。
於是，在華夏農耕文明社會屢試不爽的控制人口流動、降低治理成本，以最小的成本維護社會基本治安的邏輯，在草原上就成為了空談。
草原上的人口流動，就像是鳥類翱翔於天空，不受控制，甚至不受監控。
近乎完全遵循野生動物自然法則的人口流動頻率、範圍，也是的遊牧之民的社會運轉邏輯，無限接近最原始的叢林法則。
和自然界的每一種動物一樣——遊牧之民之間的關係，往往並不存在恩義、友誼，亦或是仇恨之類。
我比你強，我就肯定會在餓了的時候吃掉你。
我比你弱，我就肯定躲著你走。
強者‘吃’弱者，旁觀者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對。
目睹弱者被強者‘吃’掉，旁觀的弱者也不會兔死狐悲，而是會說：做強者就是好！
我也要努力成為強者，然後吃其他的弱者！所以，華夏人才會說：蠻夷茹毛飲血，率獸食人。
因為無論是從社會體制、社會運轉邏輯，還是文明根基來看，遊牧之民，都和豺狼、虎豹在內的野獸，沒有任何根本性的差異。
非要說有差異，那也就是長了個人的模樣，會說人的語言，會製造工具。
等於說是人形態的高階野獸。
而一個高階文明，想要對這樣一個極度落後，甚至都沒能從野蠻原始人時期完全脫離出來——乃至根本沒有脫離出來的低階文明，達成徹徹底底的統治，其難度可想而知。
如果沒有長安天子榮的書信不是提點自己，程不識只怕是早就要絕望，然後得出‘蠻夷不可以王道治之’的結論。
但劉榮的提醒，卻是給程不識撥雲見霧，指出了一條最簡單直接，同時也是最好理解的道路。
——農耕之民也好，遊牧之民也罷；
高階文明也好，低階野蠻文明也罷。
歸根結底，都不外乎：生存二字。
華夏農耕文明下的百姓農戶，為了生存而春耕秋種，辛勤勞作。
匈奴遊牧文明下的遊牧之民們，也都是為了生存而春出秋歸，遍草原的放牧。
真要說矛盾，別說是‘神秘而又令人無法理解’的遊牧之民——便是漢家農耕之民，也是一籮筐，數都數不清。
但歸根結底，無論農耕還是遊牧，核心矛盾永遠都不外乎生存二字。
華夏農耕之民，只要吃得飽肚子，只要還有活路，那就能承受駭人聽聞的稅賦，以及官府的無下限壓迫。
直到活不下去、全然沒有活路的那一天，農耕之民才會揭竿而起，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放在草原遊牧之民身上，邏輯其實也是通的。
——如果能輕輕鬆鬆保證生存，誰又願意刀尖舔血，去搶別人家的牛羊？所以，在劉榮看來，解決草原問題、解決遊牧之民問題，對遊牧之民達成根本統治最基本，同時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圍繞生存二字做文章。
想當年，太祖高皇帝篳路藍縷，立漢國祚，天下百姓卻大半躲進了深山老林，說是逃避戰火，實則卻是落草為寇，破壞天下治安的同時，讓漢家根本收不上來稅、賦。
如此棘手的局面，太祖高皇帝也只是大筆一揮，一手賜民田爵，就讓深山老林的隱民們乖乖走出桃花源，種地納稅了。
對草原、對遊牧之民，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甭管有多棘手，就一句話：給他們找條活路，指一條只要勤奮，就能大機率餓不死，且並不需要和人拼命的路徑。
生存得到保障，吃得飽肚子了，他們就不會再想著爭強鬥狠，而是和每一個華夏農耕之民一樣，思考著如何攢下一筆錢，給自己的孩子、後代找一條好路。
從文也好，從武也罷——總歸是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再不濟，就子承父業，繼續種地、放牧嘛。
但也總歸是要一代比一代好的。
只要這套思維邏輯，開始在遊牧之民腦海中成為常態，那即便他們身著胡服，也已經是如假包換的諸夏之民了。
只是對於程不適‘如何解決遊牧之民生存問題’的提問，長安天子榮的指導意見，卻是讓程不識一陣摸不著頭腦。
“篝火晚會······”
“能有用？”
“這不是軍中提振軍心士氣的路數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