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長安朝堂關注、解決，並做出決策的事，堪稱海量。而且不是積攢起來的海量，而是每一天，都以海量的速度暴漲。
也就難怪秦始皇嬴政，忙的一天只能睡兩個時辰，批閱奏疏時反覆拿起、放下竹簡，最後都把肩膀給累壞了。
簡而言之：長安朝堂很忙。
作為朝堂中樞，是沒有辦法將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一場戰爭之上的。
絕大多數情況下，長安朝堂中樞對某場戰爭的關注，也僅僅侷限於：戰爭爆發前，有司公卿重臣商量一下怎麼打，派誰去打，什麼時候、在哪裡打。
商量好了，再由少府去負責具體的物資調配，戰爭就可以開始了。
開始之後，大家就都各忙各的去了。
忙累了，辦公辦的頭昏眼花，腰痠腿疼的時候，藉著伸懶腰的功夫，同身旁的屬官問上一句：打得怎麼樣了？
這便到頭了。
再然後，便是戰爭結束，捷報或噩耗傳回，大家再根據情況，做出針對性的佈置。
如果勝利了，該如何安排慶典；如果失敗了，該如何將後續的影響控制在最小的範圍，如何彌補戰爭失利，為漢家所帶來的政治打擊。
以及：無論勝利還是失敗，都同樣會存在的：有功將士封賞，以及陣亡將士撫卹。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對於長安朝堂中央而言，戰爭，也同樣只是有司官員工作的一部分。
就像廷尉的官員，本職就是審理案件、懲處罪罰；太僕的官員，本職就是天下馬政，捎帶上天子儀駕等等。
長安朝堂的責任，便是在漢家發生一切變故、突發情況時，作出相應的應對，又或是在事前進行謀劃、引導，來讓事態按照有利於漢家的方向發展。
而戰爭，僅僅只是長安朝堂中央，所需要解決的無數事件、所需要面對的海量決策當中，相對比較重大的其中之一。
且戰爭決策的確立，以及戰爭最終的走向、勝敗，會對政局造成較大的、較為直觀的直接影響。
所以，長安朝堂應對起來，也會稍謹慎些、精細些。
但還是那句話。
大家都很忙~農民忙著種地，商人忙著買賣，匠人忙著打鐵，官員忙著貪汙…咳咳，忙著治民。
長安朝堂，更是要為了整個天下的大小事務，而時時刻刻忙到腳不沾地。
正所謂：三生不幸，知縣附郭；三生作惡，附郭省城；惡貫滿盈，附郭京城。
如果按照這句話來定，那長安朝堂中央，便竟都是‘惡貫滿盈’，惹得上蒼震怒，不惜以這種方式降下天罰的苦命人。
對這些人而言，很多時候、很多事，都是不大受控制的。
比如，東宮太后，西宮天子，說不定就要腦門一拍，搞出什麼么蛾子。
沒搞出名堂，甚至搞出問題來了，把脖子往後一縮，最後還是要朝堂去擦屁股。
再比如，某些政策的頒佈和推行，往往會出現一些‘事與願違’的情況。
就像是長安朝堂，在天子的允許下頒下政令：為了慶祝東宮太后大壽，今年全天下免除稅負！
結果到了下面的郡縣，話很有可能就被‘傳’成，或者說是被理解成：今年，東宮太后大壽。
大家夥兒，難道就不表示表示？老百姓自然不需要‘表示’。
但官員呢？
太后大壽，你甭管官大官小，總不能真就什麼都不表示吧？
自然是要‘表示’的。
而表示，又是需要花錢的。
錢從哪來？
於是，長安朝堂發下去的政令，到了地方郡縣就變成了：為了慶祝太后大壽，今年，本郡/本縣額外收xx稅，每人每戶xx錢。
原本不需要‘表示’的百姓農戶，被官員攤牌上了本不屬於自己的責任。
結果錢花了，最後還不算是百姓農戶表示的，而是地方官員，代表當地百姓農戶——更或直接就是代表自己，向太后有所‘表示’。
花百姓的錢，辦自己的事，走自己的人情。
偏偏長安朝堂中央，還拿其毫無辦法——甚至大機率發現不了。
長安朝堂只會知道：命令發下去了，府、庫也確實沒有收入稅、賦。
對此，長安朝堂心中有數，天子、太后，也都有一定的心理準備。
卻也只能透過採風御史、監察御史等方式，來讓下面的官員收斂一些。
但也正應了那句話。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邊，天子榮剛定下制度，為外族奴隸減免奴隸稅，寄希望於一次引導漢家的地主、富戶，為了節省成本而用更多的外族奴隸——至少在重體力勞動方面，更多的用外族奴隸，而非漢人。
結果制度剛確立不久，底下的‘對策’便已經準備好了。
——外族奴隸？便宜沒好貨！又懶又蠢不說，還聽不懂人話！而漢人，貴有貴的道理——踏實肯幹，逆來順受，又好溝通。
可漢人奴隸的奴隸稅，就是比外族奴隸的奴隸稅貴啊！怎麼辦？簡單。
讓漢人奴隸，‘變’成外族就好了。
具體操作方式也很簡單。
權貴、富戶，本就有收買官員的需求，甚至大都和地方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輸送關係。
隨便找一個縣令級別的官員，讓人家賣自己一個人情，把自家的漢人奴隸，都在奴籍簿上改成外族就行。
至於這麼做會不會露餡？
原本是不會的。
燕國東北的朝鮮奴，還有嶺南的百越奴、西南夷的夷奴等，看上去大都和漢人沒什麼兩樣。
光從外表，是無法判斷出一個奴隸，究竟是漢人，還是這些泛華夏文化圈的‘外族’奴隸的。
直到有一天，一個被改為‘外族’的漢人奴隸，不知道腦子哪根筋打錯了——居然跑到官服門口，狀告自己的奴隸主！
原本只是一件極不起眼的小插曲，卻在一系列的機緣巧合下，才長安朝堂中樞，捲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反貪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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