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穿越者，如何壓制一個在原本的歷史上走向強盛、獨尊，且幾乎沒有任何機緣巧合，完全屬於‘水到渠成’範疇的學派、學說？
這個命題很宏大，也很寬泛。
但若是把這個命題進一步具體為：如何壓制儒家，不允許華夏文明，走向‘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錯誤道路？
這個命題，就相對精確了一些。
具體的措施很多，也很繁雜。
作為皇帝，劉榮也向來都不習慣事事親力親為，而是更傾向於把控大方向，將具體的操作、推動，都甩給底下的官員去做。
在儒家的問題上，劉榮要把控的大方向，無疑便是‘鎮壓’二字。
儒家學說有沒有用？
當然是有的。
雖然劉榮不承認，客觀上也確實不是如此，但不得不說：諸子百家學說和儒家學說的關聯，真應了後世那句：諸子百家一大抄，家家都抄仲尼言。
——諸子百家一大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固然沒錯。
但除了站在對立面的楊朱和墨家之外，幾乎每一個學派的核心思想，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度影響。
所以，劉榮若是將儒家當做一個噁心腫瘤，直接從華夏文明的軀體上切割掉，那必然會導致思想學術界的大地震，甚至是綿綿無期的大混亂。
沒辦法。
在這個時代——在劉榮所身處的這個時代，整個社會主流思想，幾乎都是走一個二極體模式。
即：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根本不存在介乎於對錯之間、善惡之間的灰色地帶。
好比民間，兩個老農起了爭執，鄉三老來評理，街坊鄰居來圍觀；
而最終結果，必然是其中一個人沒錯，是個好人。
那麼，另外一個人，肯定是錯全都在他身上，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壞人、爛人。
根本就不存在‘你也有錯，我也不對’這種說法，更沒有各退一步的中庸之道。
又好比兩個商人，在彼此進行貿易時，有筆賬目出了錯漏。
那最終結果，也必然是其中一人憨厚老實，被對方矇騙，另外一人狡詐陰險，無底線欺負老實人。
根本不存在‘雙方都有錯，都不小心，都沒留意’的可能性。
民間尚且如此，類似的事放在學術界和政壇，更是進一步極端化。
尤其學術界，思想極端化更是重災區。
旁的不說，就拿儒家和墨家的‘世仇’為例。
——一本墨子半本黑孔丘，可不是空穴來風！
整本《墨子》，與其說是墨祖墨翟的思想理念合集，倒不如說，是在溫文爾雅的問候孔仲尼的八輩兒祖宗。
至於儒家，那更別提了——單一個孔夫子誅‘異端’少正卵，就足以說明在這個時代，各學派之間的碾壓究竟有多嚴重。
儒家甚至有這樣一句名言；
異端比異教徒更可恨！
什麼意思？
具體而言，就是相較於一個‘異教徒’墨者，更可恨的是那些同屬於儒家，卻分屬不同流派、分支的‘異端’。
簡而言之，便是儒家狠起來，那是連自己人都要打的！
而且打自己人，可比打‘外人’要用力的多！
考慮到這個背景，徹底取締、剷除儒家，自然就被劉榮本能排除。
因為在這個時代‘對就是對，錯就是錯’的時代背景下，儒家若是被徹底取締，就等同於華夏官方，將儒家學說定義為‘歪門邪說’。
既然儒家學說，整個都被官方打包定義為歪門邪說，那其他學派的思想哲學中，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部分，自然也會都變成長歪了的、必須剔除的枝丫。
這，已經不能稱之為思想學術大混亂了；
這甚至可能演變成一場思想學術大洗牌、大斷檔！
經過對本門學派‘涉儒’部分的剔除，很多學派，都將‘不再是自己’。
受影響教深的，如法家、雜家，更是可能在動盪中徹底絕傳，徹底消失在華夏曆史長河當中。
所以，哪怕是為了其他各學派、學說，儒家也必須繼續存在。
劉榮也同樣不否認，在個別單一領域，儒家也同樣有著其他學派、學說無法取代的獨特優越性。
比如教化方面，儒家一句‘有教無類’，便是其他各學派成百上千年，都未必能悟到的格局。
再比如，民族意識的覺醒，也少不了公羊儒們‘十世之仇猶可復’的霸氣宣言。
但也僅限於此。
好比一個人，體內不能缺少各類微量元素一樣，攝入的食物要營養均衡，既不能沒有肉，也不能沒有菜，更不能沒有碳水化合物一樣。
儒家，是‘華夏’這個人體，必不可少的某一類攝入元素，卻非唯一攝入元素。
說得再直白點，就是華夏文明，不能沒有儒家，但更不能只有儒家。
儒家必須存在於華夏文明的歷史程序當中，但絕不能單獨存在。
既然如此，那劉榮需要把控的尺度，就相對比較好拿捏了。
——在不滅絕儒家的基礎、大前提下，放開手腳使勁兒打壓！
反正儒家‘有教無類’，有龐大的底層民眾基本盤，堪稱華夏學術界絕無僅有的史詩級抗壓王。
只要劉榮不直接派軍隊搞種族滅絕，儒家就不會滅亡。
當然，這也只是單從‘壓制儒家’的角度考慮，才得出的片面結論。
若只考慮華夏學術、思想界的健康，那劉榮最應該做的，固然是對儒家秉承‘反正打不死，就往死裡打’的原則。
但從其他角度綜合考慮，劉榮對儒家的打壓，也不可能完全放開手腳、完全無限制壓制。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儒家之所以是史詩級抗壓王，之所以能以龐大的底層民眾作為基本盤，‘有教無類’，近乎來者不拒，還僅僅是其一。
是個人就能做儒生，不需要身份、地位、財富支撐，固然是底層民眾選擇儒家的重要原因，卻並非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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