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他們想要討論後續如何處理的時候。忽然間，響起了一陣敲門聲。
“開門，查水錶！”
……
的黎波里貴族們的行動，確實是早有預謀，但這種預謀很難說多麼的細緻，多麼妥善考慮。
倒不如講，這是他們在即將面對蓋里斯最後通牒前的拼死一擊，因此後續的各種鬥爭，反而顯得頗為小家子氣。
這其中的一些想法，對於不同文化的人而言，本身就有些難以理解。
在天朝傳統看來，在天下即將統一的時候，以區域性彈丸之地，根本不足以對抗天下大勢，因此不如早早的投了，換得在中央出任官員，從而繼續維繫自己的家族財富與利益。
但在很多沒有所謂強權中央的地區，當一個地方土皇帝，難道不好嗎？
透過對自身領地的控制，他們所能享受到各種待遇，比之在所謂的中央要好太多了。
所謂寧為雞頭不做牛尾，就是這個道理。
而既然的黎波里的諸侯，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也勢必會面臨這種選擇的後果。
甚至於在經過君臨議會組織的貴族法庭審判後，訊息直接被放出去。
整個國家，都知道伊莎貝拉將要絞死聖奧梅爾三兄弟，她向貴族們發起了邀請，並且公然宣稱如果不前來耶路撒冷，那麼就是聖奧梅爾三兄弟的同黨。
這是伊莎貝拉至今為止，在發出過的最為明確的威脅，或者說她是在的黎波里諸侯們來站隊。
要麼支援原先的聖奧梅爾家族，要麼放棄抵抗承認耶路撒冷的王權。
通常來說在封建社會里，君主不應當將自己的臣子逼入一個二選一的境地，因為那往往意味著沒有迴旋餘地，意味著原本可能的中立方，會去大批次的加入反對派。
畢竟封建體系下的領主，本就比較反對強勢君主。
但伊莎貝拉卻不在乎，她甚至不僅不在乎，還預留了時間給的黎波里諸侯以串聯的機會。
簡而言之，伊莎貝拉手把手的扶持出一個反對自己的的黎波里貴族派系，將對方逼到死角，允許對方武裝起義。
而且某種意義上來說，現如今對於潛在的叛軍而言，更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因為王國的主要兵力，目前都被抽調集結在埃及邊境，或者敘利亞地區。
的黎波里伯國領地，位於黎凡特地區的正中，從這裡起兵，正好國內空虛，說不準就一發入魂，直接打進耶路撒冷。
不過那又如何？
這一切都在按計劃在進行。
在最後通牒下發後，安條克留守的部分駐軍，被抽調了一部分，配合著王國直轄的軍隊，開始在加利利領地以及的黎波里伯國屬地，不斷開始突襲，進行大量的小規模平叛戰爭。
這種戰鬥的規模，大多隻有百來人左右，是以連為單位進行戰鬥，戰鬥的目的，便在於廢除的黎波里伯國貴族們的最後軍事力量。
可以說，在完成行政統一的同時，也要完成軍令統一。
從這之後開始，耶路撒冷王國將徹底不再存在實地貴族群體，有的僅會是無地貴族群體。
在之前的十年中，實地貴族與無地貴族，都被視為貴族，他們之間有著相同的管理體系，有著共有的貴族級別。
但二者的區別在於，實地貴族需要擔負繳稅與提供兵役的義務，而無地貴族群體則無需承擔那些義務，並有資格從耶路撒冷王國領取一份不菲的年金。
當然在蓋里斯看來，不管什麼貴族，都應當儘量避免世襲罔替的情況。
力求將之改為無大功則世襲降爵的狀態，從而避免實地貴族群體對中央集權的妨礙，也儘量減少無地貴族群體高昂年金對王國財政的擠佔。
在這個過程裡，其實也不乏有的黎波里的諸侯，主動投降，甚至向王國表示自己可成為帶路黨。
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人其實都是合格的政治動物。
政治動物們有三大準則。
一是個人利益優於集體利益。
二是短期利益優於長期利益。
三是實質利益高於其他一切。
只有拋棄節操那種多餘的東西，嚴格遵循這三條，才能讓那些人混的如魚得水，在各式各樣的變革中，都成功的苟延殘喘下來。
甚至即便是蓋里斯，也不會完全堵死讓敵人投降的路。
在經濟基礎發生轉變的情況下，例如說將土地貴族轉變為商業貴族，他們的政治立場理所當然的會發生變化。
基於土地得到收益的農場主，勢必會支援農本主義，而對於商業資本家來說，在生產不如外國的時候會要求貿易保護，在能夠傾銷的情況下，又想著自由貿易。
因此，並不是說就不存在改造這麼一回事。
只不過這種改造，往往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相當漫長的時間，才可以做到。
政治講的是利益，但利益與利益是不相同的，從政可以是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那麼便會成為政客。
但從政同樣可以是為了某個集體的利益，從民族、到國家再到階級，那麼這樣的人就可以稱為政治家了。
這其實也是蓋里斯，同那些的黎波里諸侯們之間的差距。
是政治動物同政治家間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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