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興元年，七月十一。
漢興宮，雲臺閣。
雲臺閣的重建格外順利，而且實際上除了人工外幾乎沒有其他開支。
南陽郡是帝鄉，且毗鄰洛陽，因此生產上等木材的育陽縣伏牛山便成為了皇室的木料地，宮廷建材多從此出，而且透過沘水——漢水——鴻溝的漕運路線極為便捷。
漆則是產自漢中郡的房陵縣，房陵多漆林，其中最大的幾片漆林便是少府名下的漆料地，經漢水——沔水——黃河——洛水的漕運路線，一路上順流而下，反倒比伏牛山的木材先一步抵達雒陽。
人力成本也幾乎不用在意，都是少府名下的工匠和官奴，平日裡就算是不修繕雲臺閣也會有其他勞動活動，也就是相當於幾乎沒花錢，便將雲臺閣修繕完畢。
而云臺閣附近還增設了十餘臺渴烏，以及許多水缸以及水瓢和盆。
天子的安全問題沒人敢小覷小視，何況雲臺閣時常會有三公九卿等朝廷重臣前去議事，但凡出點紕漏都是對朝廷的重大損失。
今日，劉辯也遣人召集了太傅、三公九卿、尚書令劉陶和尚書僕射羊續，以及侍中寺侍中、黃門侍郎以及治書常侍聚集於雲臺閣議事。
三公之中，新任的太尉是原光祿勳袁滂。
對於袁滂出任太尉，實際上百官是沒有什麼意見的，包括劉焉這個司徒。
雖說三公名義上是以太尉為尊，司徒次之，司空再次之。
但若要擔任太尉，總是要懂些兵事的，袁滂便是如今三公九卿之中最知兵之人，也是曾經擔任過司徒的老臣，無論是威望、能力，亦或是資歷，擔任太尉都綽綽有餘。
至於接替袁滂擔任光祿勳之人，則是弘農郡人鄧盛。
其實原本最有希望繼任光祿勳的人，是在豫州幹得風生水起的豫州刺史王允。
但王允這人心思太重了，雖說是在監察豫州的世家豪門，逐步收回被侵佔的田地，卻也暗中放過了不少人。
吃著朕發放的俸祿，當了兩邊倒的牆頭草，還想升官？
王允最初聞聽落選時還是有些不滿的，他覺得這兩年在豫州的政績足夠他升遷九卿了，但當得知搶佔了他光祿勳職位的人是鄧盛後，抱怨的話也說不出口了，反而送來禮物祝賀鄧盛。
鄧盛的資歷很老，孝安皇帝永寧元年（120年）生人，今年已經六十六歲了，歷經孝順皇帝、孝衝皇帝、孝質皇帝、孝桓皇帝和太上皇劉宏以及如今劉辯這一朝，妥妥的六朝老臣。
而且鄧盛所出身的弘農鄧氏只能算得上是個大豪族，甚至都沒有穩定的世代二千石，當不得士族之名，鄧盛本人則是以軍功升遷幷州刺史，以抗擊鮮卑、匈奴聞名，最終也憑藉軍功入朝。
但這都不是王允願意認慫的關鍵原因，當年王允還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太原郡吏時，曾當面指責路佛行賄太原郡守王球而獲得官位，王球一怒之下將王允下獄，並準備將他在獄中殺害。
時任幷州刺史的鄧盛欽佩王允的才識和性格，親自騎上快馬來太原郡保釋王允，請他擔任幷州刺史府別駕從事，並屢次提拔王允，將王允介紹給其他名士為他拓寬人脈，是王允仕途上的伯樂。
無論是真情還是假意，王允都不可能在明面上對鄧盛這位伯樂有任何不滿，除非他想毀掉自己的名望和前程。
而本著“大事開小會，小事開大會”的原則，這一場小會自然是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天子登基以來但凡是開這種小會，往往都伴隨著新的朝廷政令被頒佈。
雲臺閣二層，三公九卿們環顧四周，眼見似乎人已經齊了，但天子仍舊閉目養神沒有半點要開始會議的意思，不由小聲議論著，直到一陣急匆匆的腳步聲從樓下傳來。
平準令甄逸氣喘吁吁地登上二樓，匆忙整了整有些凌亂的衣冠，俯身請罪道：“臣方才微服去東市勘察物價，一得到國家的通知便立即趕來，但還是讓國家和諸公久等。”
劉辯隨意地擺了擺手，示意他起身，黃門冗從趙祐引著甄逸坐在了大司農曹嵩身後的一張小席上。
一眾三公九卿都對甄逸的到來有些疑惑，小小平準令，秩六百石官員，竟然有資格出席這種級別的會議？
卻聽一聲清脆的磬音在閣中迴盪，是劉辯手持木棒敲響了身旁的玉磬。他緩緩睜開微閉的雙目，沉聲吟道：“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
劉辯緩緩睜開微閉的眼眸，道：“平準令，告訴諸公今歲夏收後麥子的價格。”
甄逸應聲而起，行至堂中，向劉辯及兩側重臣分別鄭重一禮，朗聲道道：“稟國家，稟諸公，近月臣與大司農署眾佐吏奔走四方，詳察市情。中原各地夏收後麥價，均價……一石70錢。”
司空崔烈輕撫頷下鬚髯，臉上露出欣慰之色，道：“甚善，今歲天公作美，災禍稀少，風調雨順，螟災亦未成患，算得上是個豐年了，糧價回落，百姓必感念國家仁德，頌揚國家的聖明與仁德！”
只是，崔烈話音剛落下，卻發覺同僚們向他投來了意味深長的眼神。
倒不是崔烈當了第一個發言的顯眼包，並且試圖阿諛奉承天子，而是崔烈的發言讓他們有些無言以對。
糧價降低是好事嗎？
當然是好事，然而糧價過低就會成為一件惡事。
崔烈雖然未曾外放任職，卻也是在尚書檯任職過，並非全然不懂民生問題。
而東漢在光武中興和明章之治期間，糧價都能被打壓到30錢一石，因此崔烈覺得糧價從去歲的120錢一石降至70錢一石，正是大漢正在中興的表現，雖距盛世尚遠，總是向好的。
“司空是河北名士，不愁生計，不知小民疾苦。”太常卿鄭玄微微搖頭，嘆息一聲，但卻沒有攻訐崔烈的意思，只是心有所感便隨口言之，聲音帶著追憶的沉重，道，“當年老夫在家中貧困到必須陪著父兄一同耕地方可讀書，最後不得不出任鄉嗇夫，負責替鄉長征收本鄉各戶人家賦稅。”
“若是當時的麥子70錢一石，某怕是要餓死在田野間了，更別說是讀書了。”
史書只記錄糧價，不會記錄除了直接和糧食相關的豐收、歉收以及災荒之外的其他原因，更不會考慮到五銖錢的購買力問題。
除去小冰河期帶來的各種天災以及人禍外，糧價暴漲的另一大影響因素是劣錢氾濫。
不同於前漢孝武皇帝將鑄幣之權收歸國有，由水衡都尉掌管鑄幣事宜，並設立上林三官。
“鍾官”主管錢幣鑄造工序，負責熔銅澆鑄辨銅；“辨銅”檢驗銅料成色，確保原料質量達標技巧；“技巧”則製作陶質錢範與雕刻錢幣模具。
後漢的鑄幣機構十分混亂，甚至都沒有進行過統一管理，這簡直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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