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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塵一騎露華香，不管盧龍道路長。...
誰信御前供玉食，不呈妃子不先嚐。
紫陽書院門前，太淵和朱洵目送王守仁夫婦離去，漸行漸遠成黑點。
太淵青衣負手，想著經過自己這麼隱晦地提示，不知道王守仁會不會提前開始研究他的“心學”。
太淵覺得可能性不大，雖說其有聖人之姿，但如今少年意氣，加上新婚燕爾，正是人生得意須盡歡的時候。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也，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太史公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也寫到：“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可見只有經受苦難，磨礪身心，最終思想才能極盡昇華！
王守仁的父親王華乃是狀元之才，而王守仁本身還沒有經歷屢次科考而不中；也不曾經歷宦海坎坷、龍場被貶；更無平逆亂、定風波的感悟。
所以要想達到他歷史上自己的鼎盛時刻，還是遙遙無際。
就拿他“格竹”一事來說。
王陽明確實是一個實踐主義者，對於一門理論是否具有可行性，他都會身體力行地透過實踐去檢驗這是否是真理。
而格物一事自然就是證明了所謂的“格物致知”似乎就是個鬧劇。但是，王陽明的失敗，真的都是因朱熹的學術所誤導的嗎？
這個鍋，恐怕朱熹決不會背，因為，王陽明從一開始，就錯了。
首先，格物致知乃真正的聖人之學，非朱熹所創。
《大學》裡有“八條目”，其中的八條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很明顯，格物致知那是一切的出發點。
但是王陽明的錯誤在於他並沒有理解朱熹思想的真諦。
而朱熹對格物的解釋是：“格物之‘格’乃‘盡’之意，窮盡事物之理，是為格物。”
言下之意就是說，天地間萬事萬物當中都有理存在，所以每個人都應該踏踏實實地去“格”天下之物，明白其中之理，然後等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時，就會豁然開朗，發現殊途同歸、萬理歸一的超凡境界。
通俗點說，就是想要透過量變來最終引起質變，從而達到脫胎換骨之效。這也倒也有幾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感覺，儒道佛在發展過程中雖然充滿了競爭，但是他們其實一直在彼此借鑑來完善自身。
這樣的認識可以說是朱熹思想體系的核心理論，程朱理學起源於北宋程頤，在朱熹手上發揚光大，靠的就是這樣一種“理一分殊”的理論體系。其實這種理論最初源於佛教的華嚴宗和禪宗，後被朱熹所借鑑採納。
所以，按照朱熹的理論，他如果本人來格竹子的話，他會從外形到形態再到脈絡種種特徵，然後進而可以感知其生命形態，體悟其中所蘊含的道，作為自己前進道路上的基礎。
看竹子，不但是美的享受，也是一個用竹子激勵自己品格的方法，發現了竹子的特點並用它砥礪自己的品格，才可以算是“格”過了竹子。孔子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可王陽明是怎麼做的呢？
很明顯，他太冒進了！
朱熹的想法是，格竹子得到竹子的道，這樣就算達到目的了，可是，王陽明卻是想從格竹子一事中一步登天，超凡入聖。
而這，就與聖人之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所以說，王陽明可以說是完全曲解了朱熹的意思，他的這種做法與其說是儒家的“格物”，倒不如說是禪宗的參禪，透過這樣的一種方式來一舉達到“明心見性”之境，進而見性成佛。
可是，據太淵的記憶，王陽明格物乃是他第一次會試後不久，彼時的他的悟性積累等等畢竟還難以達到那樣一種可以“頓悟”的地步。
並且，禪宗思想中更講究悟性，也就是要“用意不用力”，可是王陽明明顯是“力”有餘而“意”不足，這樣一來，失敗也就在所難免了。
實事求是的講，朱熹錯了嗎？
其實不然，只不過其思想隨著時代的變遷、隨著統治階級的操縱而難免會出現一些偏差與侷限性，正如王陽明的心學在明末也出現了種種亂象，只注重內心不注重實踐、只注重個人自性的解放而導致空談之風盛行。
而這一切該歸咎於王陽明嗎？顯然同樣是不能的。
因此，對於事物還是應該保持一份理性的認識。
正如《周易》中所說——“唯有變才是不變之理”。
太淵喃喃自語：“格竹非格物，唯易不易。”
心中不禁也升起離去之意。
“什麼？”朱洵在一旁沒有聽清。
“沒什麼，朱老先生，貧道在書院叨擾數月，獲益良多。”太淵行禮道，“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貧道也打算要告辭了。”
“既然道長有了決定，老夫也不強留道長。畢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朱洵十分豁達，沒有尋常老人那種惜別之情。
“但臨別之際，貧道有一樣東西相贈，還望朱老先生不要推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