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至今，提到我國社會的高速發展，就不得不提到一個無法避免的群體，農民工。
因為這個稱呼帶有歧義，所以現在的官方檔案和官方新聞媒體中，已經把這個稱呼為改為了“進城務工人員”。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對於進城務工的農民，最有歧視味道的詞語並不是農民工，而是“盲流”。
新中國成立後，大多數農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糧食連年豐收，國民經濟也逐漸好轉，但由於土地太少，大量的農民在農閒時間無所事事。
於是，一部分農民便進城尋找生計，也就是現在的農閒務工。
當時正屬於計劃經濟時期，所有人的生活物資都是定額的，農民進城找工作，便是與城市居民爭搶飯碗，打亂了社會執行的秩序。
於是，當時的勞動就業委員會提出了一項規定：克服農民盲目流向城市。
這個規定一出，禁止農民進城打工，便上升到了法律層面。
從此，農民向城市流動被嚴格限制，我國城鄉分離的二元化結構開始形成，而這期間從農村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也就被稱為了“盲流”。
直到2003年，孫志鋼案轟動全國，盲流一詞和進城農民收容遣返制度，才終於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周碩和鄭偉民，都是盲流的孩子。
他們的父母因為兄弟姐妹太多，而家裡的耕地又太少，養不活一大家子人，所以只能冒著違法的風險，在城市裡東躲西藏的討生活。
連那個時代的官方，都用“盲流”一詞稱呼這個群體，他們的社會地位，自然也就無需多說了。
周碩對於鄭偉民，是有感情的。
盲流作為非法群體，無法享受到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所以周碩連學都沒上過，有限的文化水平，都是父母在家教的。
出身低微，便是原罪。
他們那個大雜院裡的孩子，從小就被工廠家屬院的孩子欺負，但又全都不敢反抗，因為他們的身份並不合法，一旦鬧到派出所，不僅要被遣返，而且還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在那群孩子當中，鄭偉民是個異類。
每當他們這個大雜院裡的孩子受到欺負，年齡最大的鄭偉民總會替他們出頭。
有一次周碩被霸凌的時候，鄭偉民獨自面對三個比他大了好幾歲的小青年，被人一磚頭砸在腦袋上，連頭骨都露出來了。
也正是因為這事，周碩的父母始終念著他的好，這才在鄭偉民的父母相繼離世後，把他接到了自己家裡生活。
當時鄭偉民住在三口人只能蓋一張單人棉被的周家，也能看出來自己就是一個累贅，於是便從此人間蒸發。
時光荏苒，1985年時，中央允許農民進城開店設坊，興辦服務業，提供各種勞務，才逐漸為農民進城開了口子。
周碩的父親抓住這個機會，利用在雪糕廠幫廚學到的手藝，開了一家小包子鋪，再後來周碩也算繼承了他的衣缽，這麼多年一直都在幹這個營生。
直到1995年的春節，鄭偉民才再次出現，當時他已經在外面混出了人樣，從那之後每次回到周家，不是買東西就是扔錢，還給周碩在火車站附近買了個小門市房，讓他把包子鋪從城鄉結合部，搬到了生意更好的火車站附近。
1998年，鄭偉民犯了案，走投無路找到了周碩，在他那一躲，就是這麼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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