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迎著兩位領導投來的期許目光，姜東緩緩轉過身，再次凝視專案白板上那張破舊房屋的現場照片。
他的視線仔細掃過每一處結構細節，最終停留在那個形成橄欖形缺口的窗戶位置。
沉吟片刻，他開口問道：“王教，我想再確認一下，當年現場勘查時，有沒有針對這個可疑出入口專門安排偵查實驗？比如模擬不同體型人員的鑽越可能性？”
王教導員立即回應：“做過，當時技術隊和偵查組聯合做了多次實驗，也錄了像。”
李旭接著追問，一邊轉頭看向身旁身材偏瘦的偵查員小王。
“當時用來測試的人員，體型是不是差不多像小王這樣？高度在一米七左右，但最關鍵的是肩寬和胸圍要符合鑽越條件。”
“是的，”
王教導員回憶道，“我們後來也在周邊村裡找過幾個體型接近的年輕人逐一排查，但很遺憾，他們要麼完全沒有作案時間，要麼動機層面說不通……最終都排除了嫌疑。”
姜東聽後神情凝重地點了點頭，暫時未繼續發表意見。
他清楚，現階段任何猜測仍需物證支撐。
因此他再次強調：“在當前這個節點，我沒有更多主觀推斷。”
“我們真正的突破口，還是在血跡樣本的檢測上一旦結果證實犯罪嫌疑人在現場留有血跡，尤其是能夠說明其受傷狀態的生物學痕跡，那麼接下來的偵查範圍與方向就將大為明確。”
王教導員和李隊紛紛鄭重表示認同：“是的，一旦血跡鑑定實現突破，這就將成為串聯多項證據、指引偵辦推進的關鍵主線。”
從現場返回單位後，大家第一時間將採集到的多處血跡樣本送至刑偵支隊基因檢測實驗室。
實驗室方面早已嚴陣以待——畢竟是李旭隊長親自交辦、馬局長高度關注的重大案件任務，從上到下都格外重視。
基因科室主任王帥親自帶隊，幾名檢驗人員提前在門口等候，迅速而有序地完成了樣本的接收、編號與錄入工作，整個流程專業而高效。
李旭望著實驗臺上那些封裝嚴謹、標籤清晰的牛皮紙無塵袋，語氣沉穩而不容遲疑地向王帥主任問道：“這批物證數量不少，檢驗流程複雜，你們預計最快多長時間能給出最終鑑定報告？”
王帥推了推眼鏡，回頭掃視了一眼已分割槽擺放的樣本。
“李隊，目前我們安排了六個經驗最豐富的人，三班倒全力處理這批樣本。”
“就算不休息、連續作戰，也至少需要四個小時——這已經是最快速度，再壓縮就可能影響結果準確性了。”
“四個小時可以，”李旭點頭表示認可，“我們就等這四個小時。”
“但我必須強調一點：結果務必準確、可靠，每一個資料都要經得起反覆推敲和法律檢驗。”
王帥點點頭，語氣中帶著實驗室負責人特有的技術自信。
“李隊，您放心，咱們合作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在整個江東地區，刑事基因檢測這一塊兒，我們要說自己是第二，恐怕還真沒人敢稱第一——這點把握我們還是有的。”
說完，他自己也爽朗地笑了起來，實驗室裡其他幾名技術員也都跟著露出默契的笑容。
李旭聞言也笑了笑，拍了拍王帥的肩：“我就是欣賞你們這股專業自信的勁兒。”
然而，當王帥轉身走回實驗區之後，李旭卻突然停下腳步，若有所思地皺了皺眉，總覺得剛才那段對話裡似乎有哪裡不太對勁。
一直跟在旁邊的姜東此時走上前來，低聲對李旭說：“李隊，您是不是也覺得剛才被他‘繞’進去了？
整個姜東刑偵系統內，能做DNA混合樣本檢測的，其實就他們這一家實驗室，底下幾個技術員還都是他一手帶出來的徒弟。
他剛才那話，聽起來漂亮，但其實……您反應過來沒？”
李旭猛地一拍額頭，恍然大悟道：“哎我去！又讓這小子給‘擺了一道’！
跟他說話簡直像在玩腦筋急轉彎，一不小心就被帶進他的節奏裡。”
說完他搖頭笑了笑，不過語氣隨即嚴肅起來：“算了，王帥這人技術上是真靠譜，只要能紮實出結果、把案子順利偵破，這些都不是大事。咱們的目標始終一致。”
隨後，一行人從基因檢測實驗室離開，回到了刑偵大隊辦公室。
大家各自在工位上稍作休息，有人泡麵、有人整理筆錄，但空氣中始終瀰漫著一種無聲的緊張。
每個人心裡都清楚，那批正在檢測中的血跡樣本，極有可能成為推動這樁積案取得突破的關鍵。
而此時，唯有姜東似乎完全沉浸在了案卷材料的重新梳理之中。
並不是他不關心DNA檢測結果，而是他對自己在血跡形態分析方面的專業判斷有足夠的信心。
他非常清楚，從地面提取的大面積血跡未必一定能檢出犯罪嫌疑人的基因組分，但此前他在牆面較低處發現的那兩道平行狀、較短而邊緣毛糙的血跡——從形態學分析來看，極有可能來源於嫌疑人的甩濺或擦拭行為，而非受害者所留。
如果嫌疑人當時確實受了傷，那麼接下來該如何進一步開展工作？
案件已過去將近十年，即使當時存在外傷，如今也早已癒合，至多可能留下疤痕。
但疤痕能否成為有效證據？
更關鍵的是，即便找到了身體部位有疤痕的嫌疑人，又如何證明該傷痕與本案有關，而非其他日常生活或意外事件所致？
思考良久，姜東的眉頭越皺越緊。
他逐漸意識到，案件時間跨度太大，很多直接物證已經缺失——尤其是人體生物樣本方面的痕跡幾乎不可復原。
再加上案發時沒有監控錄影、沒有手機定位資料、也沒有目擊證人，即便透過科學檢測鎖定了一名嫌疑人。
如何將其與犯罪行為牢固、合法地關聯起來，仍是擺在面前的一道嚴峻難題。
如今的刑事司法審判講求的是“證據裁判主義”，僅靠邏輯推測或合理想象遠遠不夠。
再完美的推理，只要沒有紮實的證據支撐，都只能算是主觀臆斷，無法成為定案的依據。
而對這起幾乎全靠物證“說話”的陳年舊案來說，檢測結果只是起點，更艱難的司法舉證之路還在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