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著，從腳邊的箱子中拿出一隻衛星電話，黑色，沒有標誌。
緊接著，在桌上的紙背面寫下一串數字，然後推了過去。
“通知會在封鎖開始前至少十二小時送達。”
他說，“您只需要在那時撥打這個號碼，說一句：‘又要關了’，就夠了。”
伊萬怔怔地望著那張紙，過了半晌，才艱難問道：“您怎麼確定我會收下這個？”
“因為我知道您是個聰明人。”
“也是一個陷入困難的父親、祖父。”
“您不僅僅是為了自己在活。”
“不是麼？”
伊萬沒有回答。
又是一陣長久的沉默。
他終於走近，把那迭錢拿了起來，握在手裡沉甸甸的。
那人見狀，露出一抹微笑：
“很好，一旦訊息驗證無誤，您會收到剩下的一半。”
“總共十萬美元。”
“我到時會再聯絡您，不是透過這個電話，而是透過另一個方式。”
伊萬站在原地，沒有吭聲。
那人等了一會兒，見他沒什麼別的要問，便準備轉身離開。
然而，正當他朝門口走去時——
“等等，”伊萬忽然出聲。
那人停住腳步，回頭看向他。
伊萬的聲音很低：“可以.請您再待一會兒嗎？”
那人眉頭微動，似是沒料到會被這樣挽留。
“不是為了這些事，”伊萬說，“就是.突然想找人說說話。”
對方沉吟片刻，重新走回桌邊，在剛才的位置坐下。
伊萬從櫃子裡拿出一個小陶罐，又找出兩個杯子，放到桌上。
他倒了點液體出來，遞過去。
“苞米酒，”伊萬說道：“是我老朋友留下的。”
“他死前就這一個願望，讓我替他喝完剩下的最後一罈。”
周奕接過杯子，點了點頭。
伊萬沒有立刻開始講述，反而靠在椅背上，像是把整個人都陷進了火光裡。
兩分鐘後，他終於開口了：
“我是一九三三年生的，在文尼察州下面的一個小村子。”
“那是個什麼時代.您翻書都能查到。”
“人死得多，種地也白種，口糧上交完了，家裡只剩樹皮。”
“我爸是鐵匠，活得久一點，因為能做農具。”
“後來村裡合併成集體農莊，他就成了公社的‘技術工人’，給馬打掌，修犁刀。”
“我媽是個瘦女人，很少說話，冬天總把棉襖脫下來蓋在我哥身上。”
“德國人來的時候我八歲，記得特別清楚——天很藍，坦克一進村，所有雞都飛了。”
“我哥當時在地裡偷挖土豆，被士兵抓住抽了一頓，但算他命大，沒開槍。”
“三年的日子很混亂，可也不是所有人都捱打。”
“我們村的書記活得比誰都好，換了個領章就接著當頭兒。”
“我爸有時去鎮上修馬具，回來會帶點啤酒糖或者半個蘿蔔。那就算是過節了。”
“十三歲那年，戰爭結束，我哥從醫院回來了，缺了兩根手指。”
“家裡連套整衣服都沒有，但我爸說——‘打完了，你該去上工了。’”
“所以，我就去了鐵路部門下面的工地，修枕木，背碎石，冬天凍得褲子都能立著站。”
“可那時候不覺得苦，能活著、有工作，就是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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