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透露，南京明孝陵前立有一塊石碑，上面刻有清康熙帝手書的“治隆唐宋”四個字，肯定了朱元璋的政績，認為明王朝的繁榮更甚於唐宋，“這樣的評價出於一個清代皇帝之口，而不是源自明王朝本身，應當說是比較客觀的。”
明代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權力極大，在中國宦官史上力拔頭籌。
宦官問題，歷來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政權的毒瘤。各朝各代，將這個問題處理得好的並不多見。柏楊說中國經歷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時代：第一次是在東漢後期的二世紀；第二次是在唐朝後期的九世紀；第三次從公元1435年王振當權一直到明王朝覆滅為止。
明代的宦官雖然沒有東漢之末和晚唐時期那些宦官的氣焰兇，勢力大，也不像漢唐的宦官那樣，把皇帝的立、廢、生、死都操於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權力極大，在中國宦官史上力拔頭籌。
自永樂朝起，宦官逐漸得勢，從此一直到明思宗縊死煤山。二百多年間，宦官們熙熙攘攘，你去我來，活躍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誕劇，甚至出現“九千九百歲”的魏忠賢這樣頗為奇特的歷史現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讓我們從魏忠賢的前輩們談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兒外，沒有更多的權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馬一生，為朱家子孫們爭來的天下，染著斑斑血跡。
臥榻旁豈容他人酣睡，顯然不僅是一個趙匡胤的隱憂，作為開國皇帝，朱元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功臣、大將們兔死狗烹，權力禁臠，又豈容宦官染指？他親眼目睹過元末宦官的危害，下決心從根本上剷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有一名老太監，完全是出於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顯的錯訛。朱元璋明知太監說得對，仍然立刻下旨將這名太監逐出皇宮，遣送回原籍，原因是這名太監“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公元4年），朱元璋特意鑄了一塊鐵牌，懸掛在宮門上。鐵牌上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這時候，宦官的權力跌入了歷史的低谷，不僅不允許干預朝政，更不能與官吏串通一氣，甚至連給自己置產業的權力也沒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這一道鐵的紀律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開始把宦官視為心腹，當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內臣不得干預政事”被悄悄地改為不得擅自作主。
閱兵既是宣示國家實力，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方式，也是擴大國家影響力的重要手段。蘇聯和美國都曾有舉世矚目的閱兵行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幾次大閱兵，令人心潮澎湃。而在明朝歷史上，永樂皇帝朱棣也曾經有過一次震驚世界的10萬人“大閱兵”，震驚各國。
歷史背景
明朝是推翻元朝而起，但成吉思汗建立的“四大汗國”三個仍在。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調動40萬大軍，分三路北進，把遠逃漠北的北元皇庭徹底打成“遊牧民族”，但此後，大量曾在元朝任職的蒙古族、回族官員，流亡到中亞、西亞各國，這些“外來的和尚”拼命地鼓動所在國君主對明朝採取敵視態度。
1370年，西察合臺汗國權臣帖木兒發動政變，推翻西察合臺汗國，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帖木兒帝國”。帖木兒在擊敗奧斯曼土耳其後，隨即開始了遠征中國的準備，派間諜到北京活動，並在接待埃及使臣時當眾羞辱被扣押8年的中國使臣郭驥，隨後在撒馬爾罕召開“蒙古人大會”，高舉起“反明覆元”的大旗。但蒙古本部的韃靼以及瓦剌反派使者至南京通報訊息。
永樂四年，帖木兒大舉東征，號稱百萬大軍，實際兵力20萬，而此時，明王朝在河西以及哈密早已嚴陣以待。然而不久後，帖木兒病逝於東征路上，一場大戰煙消雲散。此後，帖木兒帝國諸皇子爭位，陷入內戰，所謂東征中國，可謂痴人說夢。
明朝方面，朱棣登基後，一面派遣鄭和下西洋，宣揚國威，另一面派遣陳誠出使西域，帖木兒帝國的繼任者沙哈魯放棄仇華政策，遣使嚮明通好，恢復了朱元璋時代“宗主國”的關係。但是中亞各國“反華勢力”仍在。
另一面，鄭和在永樂十八年前五下西洋，卻行至印度洋就返回，原因是埃及馬穆魯克王朝控制了紅海流域，嚴禁東方船隊進入。此後中亞以及西亞諸國正式承認了大明朝繼元之後的“天朝”地位。但對於明王朝的真實實力，各國也存有懷疑，因此，選擇一個合適的機會，宣示大明的強大實力，鞏固大明與中亞、西亞國家的“朝貢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閱兵，恰是最好的機會。
本章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