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月後，兵船舟師準備就緒。慶忌帶著大批人馬，沿著長江水路，順流而下，打算偷襲吳國。慶忌坐在船頭，要離執矛侍立。船行江心，江面颳起大風。站在上風口的要離，藉著風力，突然將長矛刺向慶忌，一下子刺穿了胸膛。慶忌忍痛將要離倒提起來，頭朝下浸入水中，提起，浸入，如此三次。要離被嗆得半死不活，仍然緊閉著嘴巴，一言不發。接著，慶忌將要離放在自己的腿上，撫弄著他的溼發，笑著說：”你膽敢對我行刺，算得上天下的勇士！”
左右衛士橫劍要殺死要離，慶忌擺手勸阻：”我已經活不成了，再殺了要離，豈不是一日之中連殺兩位勇士？你們千萬不要加害於他！”說罷，推開要離，拔出身上的長矛，倒地身亡。
慶忌的衛士遵從遺命，送要離渡江。上岸以後，要離心中突然湧上一陣惆悵。沉吟良久，他方才抬起頭來，環顧眾人苦笑道：”想不到慶忌如此英雄，竟然死於我這殘疾匹夫之手。我殺妻以事吳王，不仁；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不義；欲成名揚世而殘身滅家，不智。不仁、不義、不智，有此三種罪孽，我還有什麼面目苟活人世！”說罷，抽出寶劍，砍斷自己的手足，投江而死。
舟師將士收拾慶忌、要離屍體，去見闔閭。闔閭見狀大喜，重賞降卒，以上卿之禮，安葬要離，使其與專諸的墳墓並列；用公子之禮葬慶忌於王僚墓側。不久，又派兵襲殺掩餘、燭庸，徹底清除了威脅王位的內患。
王位鞏固以後，闔閭採納吳子胥的”三軍繼之”的策略，頻繁騷擾楚軍，使其疲於奔命。柏舉之役後，吳軍五戰五捷入郢都。吳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屍三百，終報父兄大仇。
闔閭開疆拓土，為其子夫差北上稱霸奠定了基礎，也給吳國伏下了宗廟斷祀的危機。公元前473年，吳國為越王勾踐所滅。此時，據闔閭去世僅僅隔了二十三年。
（摘自《天變：中國曆代宮廷政變全景》作者：張惠誠出版社：中國長安出版社出版日期：2007年10月）。
南方楚國的特殊官制
楚國大約在西周初期正式立國。由於楚國曆史悠久，國力強大，文化發達，所以在南方自成一大政治文化的中心，它不但在生活習俗、語言傳統與中原各諸侯國有一定差異，而且在政治機構、職官分設上也都自成一系統，與中原各國有所不同。
一、特殊的爵制
楚國的爵秩制度，沒有中原侯國的卿、大夫等名稱。在春秋三傳中，未見楚國有卿的記載，只是大夫偶有出現。《穀梁傳#8226;僖公四年》明確說“楚無大夫”，而《公羊傳》則在文公九年（前618年）說“楚始有大夫”。這大概只是模仿中原國家爵秩的名稱而已，其實與中原的卿、大夫等級不相同。
楚國自己的爵秩是戰國時期出現的，最尊貴的爵位是通侯、執珪。《呂氏春秋#8226;異寶篇》說：楚國通緝伍員時曾宣佈獎勵辦法：“得五（伍）員者，爵執珪、祿萬擔、金千鎰。”《戰國策#8226;齊策二》記載：齊王使者陳軫問楚將昭陽：“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說：“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戰國策#8226;東周策》記載秦攻宜陽，趙累對周君說：“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這些記載都說明執珪是楚國最高的爵位。又據《戰國策#8226;楚策一》說，楚懷王十六年（前313年），楚與秦戰於漢中，楚國的“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在一次戰役中就死了七十多個通侯、執珪，可見楚國的最高爵位的授予沒有受人數的限制。楚國的爵秩制不象中原各國那種貴族世襲制，而是一種軍功性質的爵制。上述昭陽回答陳軫破軍殺將而封官爵之事，就可證明這一點。
楚國的官爵為什麼與中原各國不同呢？《史記#8226;楚世家》記載熊渠的一句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說明楚國地處江漢以南，生活習慣都有自己的特點。楚國官爵名稱雖然不同於中原，但在職官的分設上又與中原各國大致相同，也是分成中央和地方兩級政權機構。
二、中央官
楚國中央政權的職官，在春秋早期只有莫敖這一官稱，《淮南子#8226;修務訓》有“莫囂大心”。莫囂就是莫敖。這時期的莫敖，大概相當於大司馬的職稱。楚武王四十二年，莫敖屈瑕帶兵伐羅，因驕縱輕敵，打了敗仗、畏罪自殺，自此以後，莫敖的地位開始下降。楚國又另設大司馬、右司馬、左司馬、莫敖的地位降至左司馬以下。《左傳#8226;莊公四年》載，楚武王領兵攻打隨國，病死路上，“令尹鬥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這時的莫敖地位已在令尹之下了，《左傳#8226;襄公十五年》記載，楚康王任命職官時，以“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君，◆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莫敖已降到第六位了。《戰國策#8226;楚策一》載楚威王問莫敖子華：“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愛社稷者乎？”子華歷舉楚國不謀私利，竭誠為國的優秀執政官。可見子華對楚國曆史是非常熟悉的。這是戰國中期的事。這時的莫敖似乎已不掌實權，只備王顧問的閒職而已。代替莫敖執政的是令尹。
“令尹”這一官稱首見於莊公四年（前690年），為楚武王五十一年設定。《史記#8226;楚世家》載，陳軫對昭陽說：“令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可見令尹這個官是楚國最高階的官稱。此後，令尹以次相授，至戰國時還儲存這個官名。《淮南子#8226;道應篇》、《說苑#8226;指武篇》都記載了吳起官至令尹，而《史記#8226;吳起列傳》則稱吳起“相楚”。此外《史記#8226;楚世家》說：“考烈王以左徒為尹令，封以吳，號春申君”。《春申君列傳《說：“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這是以楚官制比擬中原官制，說明了楚令尹相當於中原官制的相。《韓非子#8226;存韓篇》載李斯上韓王書說：“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荊令尹患之。”這件事已在戰國末年，此時楚國的執政官還是令尹。令尹入治民政，出為將帥，掌握了全國的軍政大權。楚國令尹可以考查到出身的人，除了楚文王時的彭仲爽是申國人，楚悼王時的吳起是魏國人之外，其他都是王族子孫。令尹雖是高官貴臣，權傾內外，但一旦犯罪，也一體誅戮，不在法外，不可寬宥。如子玉因兵敗城濮而被殺，子上因迴避與晉軍交戰而被殺，子辛因貪財好利而被殺，子南因權勢過大而被殺，子重因輕吳而失敗，雖未被殺，但自知有罪，憂慮而死。
令尹的輔助是左、右尹。這官名在隨縣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戰國初年竹簡有了記載。
令尹之下是司馬，《左傳#8226;襄公三十年》說：“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可見司馬在楚國權位也是很重的。司馬這一官稱在楚國出現較晚，楚成王三十三年（前634年）司馬子西領兵伐宋，這是第一次在楚國出現這個官稱，可能受到中原國家影響才設定的，司馬主管軍事，戰時帶兵打仗，平時掌管軍賦和軍隊裝備。楚莊王時，令尹屈建曾使司馬◆掩整頓全國軍賦，清點倉庫武器數量，◆掩便對國土重新進行丈量，按土質地形不同分為九等，依其收入情況，定出全國可出戰車、戰馬及各種兵器數量，然後上報給令尹屈建。丈量土地、制定賦稅，這在中原諸國是司空的職責，而楚歸於司馬。所以楚國沒有司空這一官稱。
左徒是戰國中期以後才出現的，其地位相當重要，偉大愛國詩人屈原，在楚懷王時官居左徒。他“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受到懷王的信任，權重一時。考烈王時，黃歇由左徒升為令尹，封於吳，號為春申君。左徒這個官稱的來源可能與司徒這一官稱有關。春秋時楚國本有司徒，掌管民工徒役。楚國設官時常在一官之下設左右兩個助手。“左徒”或許就是司徒的助手。楚人有尚左的習摜，所以到戰國時左徒地位上升而成為要職。司徒在中原各國都是高官要職，如魯國季孫氏為司徒，長期控制魯國大權。楚國左徒屈原、黃歇的地位，與中原各國司徒大致相當，這反映了戰國時期楚國的官制有逐漸靠近中原各國的趨勢。。
司敗，掌管刑罰獄訟的官稱。《左傳#8226;文公十年》，城濮之戰後，子西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論語#8226;述而》雲：“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左傳#8226;定公三年》雲：“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可見，楚、陳、唐三國都有司敗這一官稱。“臣歸死於司敗”與襄公三年晉魏絳曰：“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文意相同，可見司敗即中原各國的司寇。
以上所述是中央的政務官，還有一些是屬於事務性質的職官，主要是指在國君周圍為楚王服役的官吏。這類官吏的設定大致與中原各國相同。
師、太師，是負責對王子管教的職官。楚穆王為太子時，他的師傅是潘崇。穆王即位後，就尊潘崇為太師。太師本無實權，潘崇因幫穆王出謀獻策，對穆王上臺起了重要作用。穆王為了感謝他，就讓他掌管王宮的警衛。官為“環列之尹”。屈原曾擔任過的“三閭大夫”，這是中原各國所沒有的，是楚國特有的職官名稱，掌管王族昭、景、屈三姓子弟的教育。這與晉國的公族大夫專掌對卿族子弟管教的職能相同。
史官稱左史，《左傳#8226;昭公十二年》載：“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個官稱與中原御史的職能相似。
專司占卜吉凶的官稱卜尹，也稱卜師，是大夫一級的官稱。《左傳#8226;昭公十三年》記載，楚平王對幫他奪得王位有功的人進行封賞時說：“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楚國官稱以“尹”為名的極多，除政務官令尹，左右尹外，還有樂尹、宮廄尹、芋尹、陵尹、清尹、連尹，等等，這些“尹”前一、二字，當是指掌管的事務或地點。如觀從受命的卜尹，就是掌管占卜的事務官。又如楚昭王時鐘建為樂尹，就是掌管殿廷樂律的官員。宮廄尹就是為楚王掌管養馬之事。
楚國中央事務官中還有一種管理後宮的官，稱為司宮，由閹人充任。《左傳#8226;昭公五年》記載：公元前537年，晉韓起、叔向到楚國送女，楚靈王想侮辱晉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叔向）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靈王想對叔向加以宮刑，讓他作司官之官。靈王的荒謬主張遭到群臣竭力反對才作罷。
三、郡縣制的建立和地方政權的職官
楚國是最早設縣的國家之一，在春秋初期就把兼併得到的地方建立縣，春秋中期以後，新建的縣就逐漸多起來。春秋末年，中原的晉國在推行縣制後又設立郡。戰國時楚效法三晉，也建立郡。《戰國策#8226;楚策》雲：
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
《史記#8226;樗裡子甘茂傳》記載，楚懷王想以甘茂為相而問於範蜎，範蜎回答懷王的話有一句說：“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史記#8226;楚世家》記載，公元前276年楚曾經“復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拒秦”。《史記#8226;春申君列傳》記載，前248年，黃歇以“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可見楚在戰國中期以後，為應付封建兼併戰爭而在強國交界處設立了不少郡。
縣的長官稱縣公，《左傳#8226;宣公十一年》載，楚莊王責備申叔時說：“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可見春秋時期楚初建縣，就以縣公為一縣之長官，後來也有稱縣尹或縣大夫的，其下設縣司馬，掌一縣之武裝力量，有如後世的縣尉。《左傳#8226;昭公二十年》載，楚平王想殺太子建，就派城父司馬奮揚去執行刺殺任務，就是因為司馬是執掌兵權的武職官。
楚國縣的行政長官由中央任免，一縣的軍事力量和財政收入由中央統一控制，遇有對外作戰，縣軍隊由中央統一調動。
到戰國時，楚國模仿中原的地方建制，在縣上設郡一級，郡的長官由中央派遣武官鎮守。如《戰國策#8226;楚策二》載，楚大司馬昭常防守楚的東地邊郡時，曾對齊使者說：“我典守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之六十，三十餘萬。”縣的長官稱令，這是秦在商鞅變法時所設定的官稱。縣的長官由中央任免。《史記#8226;春申君列傳》說：春申君為令尹時，曾任命當時著名的學者荀子為蘭陵縣令。
在縣的下面，還有更低一級的鄉里組織。戰國後期，楚國有個隱士名叫鶡冠子，他曾設計了一套五家為伍，十伍為裡，四里為扁，十扁為鄉，五鄉為縣，十縣為郡的地方組織系統。但這套系統不見於楚國的文獻記載，未能說明其實施情況，或許只是個人的設想而已。
總之，東周時期官制的變化，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即由王宮大臣及臣僕式的官吏，向司民、司軍、司政的官吏的轉變，最突出的是司徒、司馬、司空“三司”官逐漸受到重視。春秋時期，王宮中首領太宰的地位相當重要，如僖公九年（前651年），襄王派孔宰代表周王朝把祭肉賜給齊桓公；隱公十一年（前712年）魯國“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魯國本無太宰官，而羽父求“太宰”的意思是想得到最高的執政官。這都可以看出春秋初期太宰的地位相當重要。春秋中期，太宰（冢宰）有如後世的“三公”，僅僅是一種尊稱，無實際權力，地位已經下降了。如成公十年（前581年）楚太宰子商，僅是一般使者，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宋向帶為太宰，位在六卿之外，襄公十一年（前562年）鄭太宰石◆，僅充副使出使楚國。但是吳國較後進，所以太宰之職尚居國政之重要地位。至戰國，中原各國先後置相為執政官，太宰之稱漸廢。。
戰國時期官吏的選用，主要有如下幾條途徑：
（一）立功仕進。如商鞅變法制定二十等軍功爵，只要不斷立功，就可以逐級晉升。韓非曾主張“宰相必起於州郡，猛將必起於卒任”1。就是要從有實際政治或軍事經驗的人中逐級選拔文武官吏。
（二）對策或獻策。楚悼王、秦孝公、燕昭王等的求賢令，便是發出策問徵詢對策的一種方式。吳起、商鞅等人，就是由於對策言中，一躍而居要職。另外一些人為搏取功名，主動向君主獻策，當時這種風氣極為盛行，《戰國策》一書的絕大部分內容就是記載了這方面的情況。這些獻策者，一旦被賞識，便立刻平步青雲，扶搖直上。由於策問、獻策和對策的盛行，各種政治主張層出不窮，氣氛十分活躍。
（三）親親入官。這是依靠親屬、裙帶、寵幸等關係進入官僚隊伍。這種情況相當普遍，齊、楚尤為突出。如齊的執政和將領大都出于田氏，楚的重要官位大都出於屈、景、昭三大家族。秦國由於改革比較徹底，這種陋習較少些。
（四）推薦任能。魏文侯時，象吳起、西門豹、樂年等人都是翟璜所推薦。另外象卜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則是魏成子所推薦2。著名軍事家孫臏是透過齊將田忌的推薦而被齊威王用為軍師的3。
（五）召聘應徵。戰國後期孔子的七世孫孔順，就被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4。
（六）賣官鬻爵。在商品交易的影響下，官爵也被當作一種特殊商品，貴家豪族可以隨便花錢買官做5。
從上面官吏的幾種來源看，主要可分為兩類：一類依靠才能，一類靠各種關係。前一類是用人唯賢，後一類則是用人唯親。
為了控制官吏和防止作弊，各國逐漸建立了璽封和合符的制度。這是整個官僚制度中的一個組織部分。前面已經敘述過，這裡不再詳談了。
對於將領，依據勝敗進行賞罰，立有戰功者，一般按軍功晉升爵級；戰敗受罰，不僅罪及本身，還要連累家屬。趙國的趙括被任為將軍時，他的母親因知道他不能勝任，怕戰敗連累，當即向趙王宣告同趙括脫離關係。
何以會有“百家爭鳴”？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潔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
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併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8226;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物件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俯”(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複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一條件。
“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係。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土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餘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餘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裡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為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採取寬鬆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戰國時代，由於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彙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學術場所。並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一例外，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模式。
稷下學宮的建立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隨著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建立於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於齊威王時期，興盛於齊宣王時期；中衰於齊憫王時期；中興於齊襄王時期；亡於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後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後，歷代君主無不發奮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為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製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客觀上也是適應田齊統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
“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一，這一特點體現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但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為田齊統治者提供決策依據，以實現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鬆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譽率承、溜鬚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即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8226;藝文志》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一併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解惑，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後來成為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史記#8226;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百幹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為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國策齊策》對此有所記載。
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為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潔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也有對宇宙奧秘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為戰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
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為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相容幷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徵求意見。後來終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儘量挽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並資助其辦學。
由於春秋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象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梧”，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廣令國中求賢者”，於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於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並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待殊歷史環境，對諸於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建立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謖下先生們敢於衝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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