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話到嘴邊還是咽回去了，惠星心裡嘆了一聲，自我安慰：自己選的隊友，跪著都得忍。
惠星當初沒想到胡金然和馮鶴這麼討厭，不幹活兒吧，話還多，她心裡千萬遍痛罵那個破比賽規則——如果不是比賽規則要求必須是團體制參賽的話，她絕對不跟別人搭夥。
其實大概差不多從初二的時候開始吧，惠星就不太跟人交朋友了，覺得特別累，而且麻煩，初中的孩子，比學習呢，顯得傻，比別的呢，又沒什麼可比的，也就是比比誰的手機好、誰的文具好看、誰人緣好朋友多，雖說無聊吧，但是人和人扎堆兒，總得比點兒什麼，這是潛意識，是自然習慣。
惠星剛開始的時候也在認認真真地接受這種規則，沒有人是天生的刺兒頭，規則這種東西是無形的，就像氣味、像風，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是人都會本能地跟著走，惠星也是這樣，雖然知道無聊，但也努力地接受了。
但是，既然是規則，就會分出三六九等，自然就有不受益的階層，你看揭竿而起的大多都是受壓迫的，惠星選擇從這個規則裡退出來，也是如此。
為什麼要追別人的潮流呢？大家都剪齊劉海，我不剪，就是土？就必須要被笑話？以至於，最好笑的是，很多跟風的人，自己都不知道齊劉海到底好不好看，但是為了顯示自己比別人洋氣，就得跳出來笑話那些沒剪齊劉海的？用鄙視鏈來襯托自己，以為對別人的鄙視，就能證明自己的高人一等？
真正的退出遊戲是在初三的時候，學校裡流行起了一種厭學風，也不知道誰學了一句“成績不能決定命運”，就被差生們拿來當成雞湯口號，大家紛紛鄙視乖乖上晚自習的人，在黑板上寫“考試狗”，還有個腦殘大言不慚地說——
“你們優等生的名次，都是我們這些底層奠基出來的，如果沒有我們這些倒數第一，能凸顯出你們嗎？”
惠星覺得這句話腦殘至極，我是第一，靠的是我自己學出來的，怎麼說得好像你們把我們推上王座？拿著自卑當武器，靠同情分彌補智商，這讓惠星徹底對所謂的規則感到厭惡。
那天晚上，惠星的日記本里只有一句話——對了，寫日記也是一個被鄙視的習慣——到現在翻看那篇日記，還會發現筆跡非常用力，惠星一筆一劃地寫：去他媽的規則，老子不玩了。
什麼狗屁朋友，非要和你們一樣才能做朋友？然後到頭來有什麼好處呢？借你們抄試卷，換你們跟我share卡帶？我不需要啊！幹嘛要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偏偏偽裝成不喜歡，以妥協去換所謂的好人緣？
在後來的高中生涯裡，惠星像一條魚，在逆流中慢慢地遊，有損失嗎？有，比如運動會啊、學生聚會之類的活動，她都不太去湊熱鬧，但是重要嗎？好像也沒有，就像她到現在也不玩朋友圈，但是也沒覺得自己的人生缺少了什麼，雖說老師為了這事兒不止一次地找她談話，甚至暗示她媽帶她去看心理醫生，大人們的說辭，大多是，你要好好和同學相處，惠星說，我也沒和誰吵架鬥嘴；然後，大人又暗示她，社會上是需要人脈關係的，連老師都說，成績到了職場上決定不了關鍵問題，最重要的還是情商，惠星說我不是沒有情商，只是懶得對某些人用；再後來，見她實在油鹽不進，大人的說辭變得赤裸而鋒利，就說她孤僻，就找各種反面案例，說孤僻的人到最後是沒有好下場的，惠星拿成功案例反駁也沒用，她說尼采，老師說尼采最後孤老一生，對生育率沒貢獻，她說愛因斯坦，老師說愛因斯坦口碑不好，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需要的人才。
那就……堅持吧，惠星就這麼堅持著，倒是想看看自己活得有沒有老師說的那麼慘。
事實是，那些曾經海誓山盟一輩子做好朋友的小團體，最後慢慢都散了，大家在某一天好像突然睡醒了，覺得不想再委屈自己的性格去合群，更有甚者，委屈到最後乾脆直接翻臉撕逼，惠星聽過這樣的八卦，聽完之後，倒也不至於幸災樂禍，只是默默地覺得自己幹得沒錯兒。
與之相比，惠星為數不多的朋友倒是陪她走到了最後——一個網友，倆人是在聊天室時代認識的，後來轉戰MSN、再然後是OICQ、然後是微信，關係好到什麼程度呢？好到不管什麼時候一個語音通話撥過去，對方肯定會接，然後不管什麼時間什麼事兒，都能陪著聊到最後直到解決。
惠星到現在都不知道她叫啥，還在用當年聊天室的暱稱稱呼她，瑪麗，她問過到底是哪個瑪麗，《心動奇蹟》裡的？《橫濱瑪麗》裡的？還是超級瑪麗裡的？瑪麗沒說，但是惠星一想，這些瑪麗都挺好，就不用糾結到底是哪“一個”，都是也好。
這幾年，惠星把什麼都告訴瑪麗，包括她媽不讓她跟任何人說的。
惠星有個爸爸，她以前一直以為死了，後來復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