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過他並沒有明著來，而是開立學宮，博求儒士。
隨後其更是任命荊州大儒宋忠偉“五業從事”，組織一眾大儒編撰《五經章句後定》，其目的就是效仿光武帝劉秀，設立新官學，
所以劉表雖沒有像當初的劉焉那樣使用天子乘輿，但他的那點心思荊州的聰明人早就猜出來了，否則也不會順水推舟勸其進位“楚王”。
而在魏哲於知行書院講學之前，荊州官學其實主要以批判鄭學為主。
尤其是在元駿上任徐州刺史，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長廊辯經”之後，荊州的主流觀點基本上就是【挺“陳”批“鄭”】，至少劉表是這樣的態度。
然而鄴城的“國學”一出，荊州官方學術觀點頓時就轉移了目標。
宋忠、綦毋闓等一眾大儒引經據典，對魏哲，為國學大肆批判。
襄陽學宮的千餘儒生也不甘其後，成為與知行書院學子對抗的主力。
一南一北，一古一今。
兩地計程車人就這樣開始口誅筆伐，進行著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
而當察覺到這個情況之後，張松咂舌之餘也忍不住在襄陽止步不前。
不過宋忠等人只顧著批判魏哲，卻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批判之前必須瞭解，否則如何做到有的放矢？
結果魏哲的“國學”就這樣光明正大的進入了襄陽學宮，並且大規模向襄陽周邊蔓延，開始被一眾古文經學的儒生所追捧。
客居襄陽的潁川名士司馬徽便批判宋忠等人滿口空談，不識時務。
司馬徽雖是天下名士，可是卻與時流大儒不同。
龐統年少時聽聞司馬徽在潁川，便不遠千里前往拜見，但他趕到時正好遇到司馬徽在採桑葉。
當時龐統還是個少年，便忍不住失望的吐槽道：
“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能執婦人之事？”
然而司馬徽聞言卻毫不在意，反而泰然自若道：
“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嘆。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
司馬徽之言就是在嘲諷龐統生來富貴，卻不知世事艱辛。
龐統由此歎服，在司馬徽遷居襄陽之後時常前往請教。
故此司馬徽格外贊成“國學”所主張的實心任事，量知為用。
他甚至難得走出隱居之所，在襄陽士林集會時公開褒獎魏哲之學為“經世致用之學”，堪稱救世之良方也！
受他影響，其弟子南陽劉廙、襄陽向朗都成為了“國學”信徒。
除此之外，襄陽龐氏的家主龐德公也對魏哲頗為讚賞。
只是由於家族拖累，龐德公不方便公開聲援魏哲，於是便轉而批判宋忠所注的《太玄經》空講義理，滿口虛言，實乃誤人子弟。
於是乎還不等宋忠等人將鄴城“國學”批臭、批偽，荊州士林內部便分裂了。
以司馬徽、龐德公一派的大儒與襄陽學宮迅速割裂，開始口誅筆伐起來。
其中有部分荊州士族顧忌劉表的態度不敢公開站隊魏哲，便轉而集火宋忠。
而在這場學術鬥爭之中，最引人矚目的則要當屬龐統與王粲無疑了。
其中龐統還好說，身為襄陽龐氏的嫡子，本就是荊州年輕一代的風雲人物。
他在此次風波之後替龐德公衝鋒陷陣那也是應當。
但王粲就不同了，此人可不是後世所言的“建安七子”之首那麼簡單。
王粲出身兗州高門，山陽王氏，乃太尉王龔曾孫、司空王暢之孫。避禍荊州之後他便以博學多聞著稱，其詩賦感時傷亂，深沉真摯，但情調蒼涼，悲而不壯。為荊州士子拜服。
以往荊州士林只知王粲長於辭賦，冠蓋荊州，卻不想王粲的經學造詣亦極深。
甚至從某種程度而言，他簡直就是知行書院的荊州分院代表。
為什麼這麼說呢？
皆因王粲受父祖影響，知道治理天下並不是誇誇其談便可以的，故此他自幼便秉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念。
在得聞鄴城國學之前，王粲便開始有意融合儒家禮樂與法家刑罰思想，嘗試尋找出一條經世致用之道。
從這個角度來說，王粲的學術態度其實比魏哲還要激進。
也正因為這一點，得聞國學的王粲幾乎將《知行錄》奉為至寶，日夜苦讀。
如果說此前他覺得魏哲乃亂世之梟雄的話，那麼讀完《知行錄》之後王粲則幾乎將魏哲視為上古三代之聖王，徹底的心服口服。
沒辦法，實在是魏哲的理論太合王粲的理念了。
於是在這場思想戰爭爆發之後，王粲的表現簡直堪稱學術界的“呂布”。
針對襄陽學宮主張的“純任德教”“天下太平可廢刑罰”論調，王粲直接做《太平論》以抨擊之，立場鮮明的表示，亂世更需刑罰震懾，法治是匡正時弊的必要手段。
而當宋忠表示一旦純儒治國，眾賢在朝，天下自可太平的說法，王粲則又是洋洋灑灑數千言，做《儒吏論》批判當今俗儒的迂腐與貪鄙。
王粲甚至在《儒吏論》公然提倡“儒法合流”，建議宋忠多讀讀法家之言，學習學習具體的治國之道，以免口出無知之言，貽笑於大方之家。
一時間，偌大的襄陽學宮，千餘名士子，竟然被王粲一人鎮壓。
沒辦法，誰讓他們無論是經義還是文采都比不上人家呢！
要知道王粲所做的《太平論》《儒吏論》甚至連荊州的今文經學一脈自己都忍不住佩服，甚至搭配著《知行錄》來看，漸漸有些倒戈的意思了。
而當察覺到這一點後，王粲也沒有再繼續追著落水狗死打，而是轉而根據自家苦心研讀《知行錄》的心得，做《務本論》，向荊州儒林科普魏氏國學的諸多理念。
比如他在《務本論》後便言辭犀利的駁斥讖緯之說，主張迴歸經典本義。
並且在《務本論》中疾呼：“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
最關鍵的是，王粲還主張將農業視為立國之本，針對戰亂導致的荒田問題，應當由官府“仰司星辰以審其時”，指導百姓按照農時耕作，並建立嚴密的賞罰機制，農民依收成優劣亦獲相應獎懲。
可以說王粲的政治理念方方面面都與魏哲高度一致。
如果說其他荊州士人只是認可“國學”，那麼王粲就是徹底成為魏哲的死忠。
一時間，宋忠所代表的襄陽學宮那叫一個氣急敗壞。
畢竟文采即口才，他們實在吵不過王粲。
於是無奈之下，宋忠等人只能另尋他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