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羅門的偽證(全三冊)

第十九章《第Ⅰ部:事件》(19)

聲音正在傳播,由此及彼,往復於空中。飛去,飛來,又飛去,好像在練習拋接球,就算用上計謀,也常常會落敗;既想傳達心意,又時常裹挾著謊言。

“說是刑警,還以為會是很可怕的人呢。其實一點也不可怕。”

“聽說是個女的,對吧?”

“嗯,還很年輕。不過比森林林大一些,大概三十出頭了吧。”

“真理子,她都問了些什麼問題呢?”

“什麼問題……呃……”

“說是原則上自願參加,可只有我們班必須全體參加,你不覺得奇怪嗎?”

“我們班不就是柏木的班級嗎?就因為這個吧。有什麼辦法呢?涼子,你想得太多了吧?”

“是嗎……有沒有問一些討厭的問題呢?”

“討厭的問題?什麼樣的問題?”

“譬如說,跟柏木關係好不好之類的。”

“啊,那是涼子你覺得討厭的問題嗎。”

“才不是呢。”

“怎麼有氣無力的?感冒了嗎?”

“也許吧。”

“最近流感爆發呢。快別打電話了,量一下體溫吧。掛了,保重。”

掛了電話,藤野涼子站在原地好一會兒,兩眼怔怔地望著電話聽筒。我們班就是柏木的班級,所以要全體接受問詢調查,沒辦法。倉田真理子說得沒錯,估計大家都是這樣理解的,所以都能接受。可我知道,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學校舉辦面談活動,是為了找出寫舉報信的人。爸爸說得很清楚。其實,這還是爸爸向校長提的建議。“所以你權當什麼都不知道就行。”“明白,爸爸。我聽話著呢。”

涼子也覺得那個寫舉報信的人多半是自己班裡的同學,可有必要費這麼大的心思將“他”找出來嗎?柏木是自殺的,這一點並無疑問。那麼事到如今,再冒出有人將他從屋頂上推下去的證言,又有什麼可信度呢?這就像玩猜拳,看到別人出剪刀,自己才出拳。那封舉報信應該另有目的,不管是誰寫的,肯定是想捅出亂子來,引起別人的注意。何必如此大動干戈呢?

別為此把學校攪成一鍋粥,別多管閒事了。這是涼子的心願,可她未曾意識到,自己的內心仍在對“為何要寄舉報信給自己”這個問題耿耿於懷。

電話打來時,野田健一正在一個人吃晚飯。晚飯是在附近的外賣便當屋買的鮭魚套餐,二百五十日元一份。

一個初中男生獨自一人對著開啟的電視機,靠現成的便當和速溶味噌湯應付晚飯,這在別人眼裡或許很淒涼,而對健一而言,反倒一身輕鬆。

從前天起,母親住進了當地的醫院。這次是因為腰痛。她說自己疼得站不起身,醫生懷疑她得了椎間盤突出症,決定讓她住院檢查。

父親總是上夜班,健一隻在出門上學時才能見到他,並向他索要餐費。從父親的表情來看,母親入院後,他反倒放了心。父子兩人,嘴上總是沉默著,心裡的想法倒是一樣的。

自從提出要去北輕井澤開客棧,健一就一直提防著父親。他就像個多疑的刑警,時刻關注著父親的一舉一動。如果不小心提防,父親說不定真會下定決心:健一,關於上次說起的開客棧的事情,爸爸還是覺得應該放手一搏。放春假時,我們就搬過去吧。

關於這件事,父親曾和健一商量,聽取意見。健一表示過強烈反對。或許對父親而言,健一的反對意見只需用一句“還是覺得”就能擋過去吧。

每個人在青春期都必須過一道難關,那就是對父母的不信任。爸爸的生存價值到底是什麼?為什麼他對工作牢騷滿腹又死抱著公司不放?媽媽總是說爸爸的壞話,可為什麼不跟他離婚?你們這對夫妻,真的是彼此相愛才結婚的嗎?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人到底應該怎樣生活?

而健一對父母的極度不信任,已經滲透進實際生活中,如果放任不管,必將導致嚴重的後果。

真想一個人待著。獨自一人默默吃飯的健一,心裡這麼想。

真想一個人生活下去。

如果能自己養活自己,該有多好啊。如果能不受任何人擺佈,由自己來決定怎麼生活,該有多好啊。

離家出走的念頭在他腦海中一閃而過。健一立刻像做錯了數學題一般,抹去了這個“解”。他十分清楚,由“渴望自由”推匯出的這個“解”,是與跟著父母去北輕井澤一樣的毀滅性錯誤。

健一可不是沒有頭腦的孩子。一個初二學生離家出走後會怎麼樣?外面會有什麼樣的生活等著自己?短暫的輕鬆自在無疑是以今後漫長人生的毀滅為代價的。簡直傻到極點。

儘管已經想得很明白了,可當他拿起電話聽筒,聽到向坂行夫的聲音時,依然條件反射般地問:“喂,你有沒有想過離家出走啊?”

行夫似乎大吃一驚,張口結舌地愣了一會兒,笑了起來。“說什麼呢?冷不防地。”

“嗯,正好想到。”

“跟老爸吵架了吧?對了,你媽身體怎樣了?”

行夫知道健一的母親住院了。

“在接受檢查。精神著呢。”

“好好的怎麼會住院呢?小健,你沒事吧?”

“有事”的是我們家爸媽。健一內心嘟囔道。

“你要是想離家出走,就來我家好了。”行夫興奮地說,“住到我家來就行。我們可以一起去上學。你來了,小昌也會很高興的。”

這就是父親提出要去北輕井澤時,健一想到的方案。現在,同樣內容的提議從行夫嘴裡說了出來。

健一感到一種久違的喜悅。想不到友情竟能如此令人溫暖,我竟然忘了個精光。

“那怎麼行呢?”健一微笑著說,“會給你們添麻煩的。”

“沒事兒,我們家才不在乎呢。我老爸老媽也說過,野田的媽媽住院了,一個人在家很無聊,讓他睡我們家好了,順便還能輔導小昌的功課。”行夫很高興地說著。

健一很想繼續這個話題,談點具體的安排。但這畢竟只是他的心願,他心裡很清楚,父母絕對不會答應這樣的請求。母親甚至不想讓他和行夫走得太近。她一定會當面斥責:這個笨頭笨腦的傢伙,成績一塌糊塗,你就沒有更像樣的朋友了嗎?開什麼玩笑?憑什麼你要去受他的照顧呢?

父親則會這麼說:一個好端端的家庭的孩子,怎麼能無緣無故地去麻煩別人家呢?

什麼叫“無緣無故”?明明有緣故。我們家本就不是什麼“好端端的家庭”。若健一如此反駁,父親會氣得翻白眼,大聲怒吼:你胡說什麼!

啊,煩死人了!為了從父母身邊溜走,才會胡思亂想。可每每想到一個辦法,又總要考慮父母會不會答應。

不能讓父母的期待落空。因此要儘量不讓他們有所期待。這一直是自己的行事原則。我不想和父母發生衝突,所以什麼也做不了。我真沒用。

真想一個人待著。突然,這股渴望化作一陣哽咽湧了上來,健一緊緊地握住聽筒。

“什麼事?”

“啊?”

“打電話來?”健一調整好氣息,不讓行夫聽出嗓音的變化。

“沒什麼事。今天你不是被叫去問話了嗎?”

“被叫去?叫到哪裡去?”

“哎?不就是那個嘛。柏木的那個,面談嘛。”

“我以為什麼呢,就為這個?”

上星期一,森內老師突然說,關於柏木的事件,校方要組織單獨面談。

“物件是二年級全體同學。想不想參與,原則上是自由的,但我們班要全部參加。柏木畢竟是我們班的同學,大家或許還有一些無法排解的心理障礙,希望大家一吐為快。”

當時教室裡炸開了鍋。有人說,事情已經過去了,還談什麼?不過這麼一來大家心裡都有了底,好像早就等著這一情況了。

“與大家面談的並不是任課老師。如果是我們這些老師,大家難免會有些難以啟齒的地方。這次會由心理輔導老師、保健老師尾崎和城東警察局少年科的刑警來傾聽大家的訴說。如果你們的父母也想參加面談,可以一起來。”

聽說有警察參加,同學中立刻發出一陣與剛才不太相同的喧鬧。為什麼會有警察參加呢?馬上有人提問了。森內老師笑著答道:“大家別怕。警察只會在場旁聽。城東警察局少年科正在考慮,今後如何防止類似的慘劇再度重演。他們想聽聽初中生的真實意見。所以,如果你們對學校有意見,不妨直說,明白嗎?”

課堂裡爆發出一片笑聲。森內加了一句:“如果對我有意見,也可以藉機稍稍控訴一下。”於是大家笑得更歡了。健一心想:其實你心裡根本不是這樣想的吧?

準備工作似乎非常費事,直到這個星期一面談才正式開始。面談的順序按學號,女生從前往後,男生從後往前。因此野田健一排在了向坂行夫前面。

“小健,他們都問了你一些什麼問題啊?”

“呃,什麼問題呢……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問題。”

心理輔導老師是個和健一的父親差不多年紀的男子,規矩地穿著西裝。健一原本有個先入為主的觀念,以為心理醫生應該身穿白大褂,因此見到西裝筆挺的心理輔導老師時,他還吃了一驚。面談開始時,那人自我介紹說,他是個臨床心理醫生。一旁那位城東警察局的刑警,出事那天見到過。短而整齊的頭髮,濃濃的眉毛,給健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主導面談程序的是尾崎老師。她說,談話的目的在於瞭解大家的心理健康狀態。看到尾崎老師一如既往地和藹可親,健一率先說出的竟是——媽媽又住院了。畢竟這才是他最想向他人傾吐的:老師,我只想一個人待著。我想從父母身邊離開,一個人生活。老師,我這樣想,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可是,當著初次見面的心理輔導老師和女刑警的面,他沒好意思說出口。

晚上睡得好嗎?會隱約感到不安嗎?獨處的時候會害怕嗎?柏木去世後,想起過他嗎?早晨起來覺得頭痛嗎?肚子痛不痛?有沒有過不想上學的想法呢?

健一覺得,在面談的過程中,他們對自己的觀察,似乎要比對其他同學更細緻。這當然是因為健一是柏木卓也屍體的第一發現人。

說來,他確實被問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

關於柏木的事,有誰跟你說過些什麼,或者給你打過電話、寫過信嗎?

用意不明。反問他們“什麼意思”,他們又說“沒什麼”。

因為此事見了報,你又是第一發現人,就想問一問,有沒有人來採訪過你?

健一回答說“沒有”。心理輔導老師記了筆記,尾崎老師笑眯眯的,女警官則點了點頭。

我覺得柏木死得很可憐。但也僅此而已。

聽了健一這句話,這次是三人一起點了點頭。

事實上,健一幾乎把柏木卓也的事件忘記了。當然,柏木的身體凍得硬邦邦的觸感,雪花沾在他張開的眼睛上的情景,並沒有從健一的記憶中消失。那畢竟是他第一次看到一具屍體呈現在自己眼前。

或許正因如此,健一沒心思多考慮柏木卓也的事。他死了,已經安然長眠於地下。繼續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健一無暇專注於他。對不起了。

“氣氛並不緊張。”健一對著話筒說,“尾崎老師也在場,還給我倒茶喝。”

“哦……”

“用不著太當一回事,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煩心的事的話。”

“成績一塌糊塗,這不能跟他們說吧?”

“有什麼不能的?順便說說森內老師偏心眼也行。”

“你說了嗎?”

“我怎麼會說呢?”

“你太壞了。我也不說。”

就算是單獨面談,可誰會真的說出心裡話來呢?

我只把學校當成學習如何處世的場所,在此掂量自己的能耐,僅此而已。老師們用他們的尺子衡量我們,要求我們符合他們的標準。倘若真的按老師的要求去做,又會被當作失敗者對待。老師們只想挑選極少數人進入成功者的行列。

這種話,誰會真的說出來呢?

而且與這些相比,我還有更實際的問題。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父母?怎樣才能從他們身邊逃走?又有誰會告訴我答案呢?

為了不讓父母失望,我一直很用功。可這份努力為什麼總是得不到回報?為什麼會如此不合情理?老師,請你告訴我。警官也好,心理醫生也好,請你們告訴我,我要怎樣做,才能獲得自由?

打發完盡聊些廢話的行夫,健一結束通話了電話。電話聽筒半冷不熱的手感,讓他覺得很不舒服。

晚餐的盒飯還剩一半,已經涼了。電視機開著,新聞結束了,開始播放綜藝節目。輕薄浮誇,低階庸俗,但電視裡那些人似乎都很開心,一個勁地笑個不停,彷彿在告訴健一:除了你所在的這個家,別的地方都充滿歡樂,幸福美滿。

柏木卓也用死亡的方式逃離了這個世界。

從走投無路的現實生活中,逃之夭夭。

一個在面談時根本沒有出現過的念頭,像一個緊緊的擁抱,一下子揪住了健一的心。

死亡的擁抱。死神似乎就站在他身後,張開兩條有力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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