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事情已經過了很久，至少好幾個月了，但那張英氣勃勃的面孔仍不時出現在袁世凱的記憶中，那個人便是譚嗣同。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那個湖南書生用石炭題寫於監獄牆壁上的七絕詩早已哄傳天下，在帝國讀書人中造就譚嗣同不朽英名的同時，也將袁世凱釘上了恥辱柱。
袁世凱並不是保守派的人。更不屬於保守派代表榮祿的圈子，雖然他關於編練新軍的條陳得到了榮祿的讚賞並在慈禧面前說的好話。袁世凱在思想上一直傾向於維新，他還是強學會的發起人之一，還親自給光緒帝上過書，呼籲變法圖強。袁世凱與康有為不僅認識，而且關係很好。1895年夏，康有為第四次上書，面臨遞不進去的困難，都察院和工部（康有為時為工部主事，相當於後世中央部委的處長）都不肯為之傳遞，最後還是袁世凱透過督辦軍務處代遞的！
袁世凱親近維新派不僅出於思想上的接近，而且出於對自身發展的考慮。當時光緒帝大力支援變法，維新派大見信用。如論出於忠君還是謀求個人發展，袁世凱和維新派混在一起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講到維新變法，就要提到1895年的公車上書。
甲午大敗和馬關條約的簽署，毀掉了李鴻章的半世英名。也帶來了帝國深刻的變化。
最早引發變局的是康有為的公車上書。
公車，古代指官車。早在漢代，文人進京考試，交通工具由國家給予解決。後來就以公車代指舉人進京。
在大清帝國，舉人沒有直接向皇上上書陳言的權利，要上書必須由都察院轉交。都察院是全國最高階別的檢察、彈劾和建議的機關，也是接受民間信訪的最高政斧機構。作為帝國政斧權力如此之大的機關，有把請願書送上去的職責，也有扣壓下來自行處理的特權。特別是當舉人們的請願書不但議論了國家大事而且是直接寫給皇帝時，官員們處理起來便不得不特別小心。
所以都察院的官員們選擇了將請願書壓下來的穩妥做法。
但康粱顯然不願善罷甘休。在他們的鼓動下，“公車”們開始大規模的串聯，一千多士子在請願書上聯合簽名，其中廣東和湖南的舉人們幾乎全部上陣。進入近代，廣東和湖南這兩個省份非常特別，幾乎成為造反鐵定無疑的發源地，湖南之士，廣東之商，湖南之強而悍，廣東之富而通。有廣東和湖南帶動，各省紛紛跟進，他們一定要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前上書皇帝，以挽救國家。
康有為們的上書並未受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他們並不甘心，隨後的曰子裡，在燕京組織強學會、保國會，很多達官貴人支援並參加了這些組織，強學會的開辦費1500兩白銀還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出的呢。康有為們的宣傳工作受到了效果，朝廷的上層人士中越來越多的人支援變法的主張，導致了光緒皇帝1898年農曆4月11曰頒佈了變法的上諭。
一件深刻影響歷史的事件發生了。
光緒四歲時被立為皇帝，直到1889年他十八歲時慈禧才將政權交還給他。但那是名義上的交還，重大的人事任免還是要慈禧點頭的，具體的規定就是任命二品以上官員，必須請示慈禧決定。光緒帝為了推行新政，必須建立自己的班底，怕慈禧不同意，只能提拔康黨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為四品軍機章京。
清廷自雍正朝以來，最高決策機構為軍機處。軍機大臣自然以滿族為主，漢族大臣不過是裝飾品，並不能真正參與軍國大事的決策。自光緒皇帝在軍機處設了四個軍機章京，這種狀況就得到了改變。有了四個如同皇帝機要秘書的軍機章京，軍機大臣反而成為了軍機處的點綴了。這自然影響到舊臣的權力，進一步會影響到舊臣的地位。這樣一來，隨著新政的進展，皇帝及其身後的漢族維新派與慈禧太后及滿族親貴大臣的矛盾便逐步凸顯了。
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問題的另一面就是皇帝提拔的都是漢族才俊，新舊之爭後面帶出的是滿漢之爭。從那年的夏季，就不斷有人給慈禧上書，滿族大臣們抓住了慈禧對漢族骨子裡的偏見和警惕，不斷用皇帝喜用漢人歧視國族的話刺激慈禧，進而在八月初三，一位御史上書慈禧，希望慈禧有所動作，收回皇帝的權力，制止皇帝的“胡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