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有人言及市舶司之用，“貢至，經理之。此外他無事事。”不過，到了明朝中後期，朝貢貿易日趨衰落，再加上財政出現困難。在正德年間，開始重視市舶司的“番舶抽分”作用，對外洋番商著手徵收關稅。
隆慶開放海禁後，市舶貿易掀起了一個高峰期。
在新的形勢下，因夷人報貨不準確，市舶的抽分改為丈抽制。
“番商先報本縣申達藩司，令舶提舉同縣官盤驗。”
不過，囿於市舶司官員和屬吏的“專業性”不足，市舶稅的徵收很快又從官府轉為牙行所代勞了。
所有外洋番商進入大明港口（廣州和月港）後，只能透過牙行的代理，繳納市舶稅，轉售所攜外洋貨物。
也就是說，在大明的通商口岸，牙行掌握了外貿的經營權，他們以舶商代表的身份，巧取豪奪，上下舞弊，以飽私囊。
“外洋番貨，報官納稅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
此時，廣州便滋生了三十六行（牙行）的組織，代番商辦理一切手續，包括繳納市舶稅、轉售番貨等貿易事務。
這些牙行，“提舉悉十而取一，蓋安坐而得，無簿書刑杖之勞”，日子過得那是相當滋潤而愜意。
“破浪號”駛入廣州碼頭不到半日，便有牙行尋上船來，要求代理一切在粵進出貨物之責。
考慮到人生地不熟，以及對此時大明的外貿政策幾無瞭解，穿越眾也只能入鄉隨俗，將此次大陸之行的進出口事宜全權委託給這家名為‘利順行’的牙行，代為驗貨、定價、徵關稅，以及發賣所攜舶貨。
原本以為這麼一艘大船，一定載滿了大量外洋番貨，怎麼著也能勘算出四五十萬兩銀子，然後抽他一個萬兒八千，血賺一大筆。
可是，在隨同船員檢查核算了整個船艙後，鄧書翰驚訝地發現，這艘船居然是一艘空船！哦，當然，若是將那幾十箱“番餅（即銀幣）”、一百多擔銅塊，以及數百張上等毛皮算上的話，也勉強是裝了一些貨物。
可是，那些銀子和銅塊，屬於錢幣之類，不在徵稅之列。
倘若，僅僅對那數百張上等的毛皮徵收市舶稅，怕是僅能收上來千百兩銀子。
這與自己剛來時的預期大為不符呀！
按照市舶稅徵收制度，凡是入港的外洋番船，皆需足額繳納“引稅”、“陸餉”和“水餉”。
引稅（到港船商需要領取船引才能進行貿易）倒也罷了，沒幾個錢。
水餉（以船隻尺寸為標準徵稅）可就是一筆不小的收息了，按市舶規定，西洋（占城、暹羅、滿剌加）船隻“面闊一丈六尺以上者，每尺徵餉五兩，每多一尺加銀五錢”，屬國船隻繳納西洋船隻費用的七成即可。
這艘大船自稱來自南洋，自當循此例徵收水餉。
嘖嘖，這船如此巨大，怎麼著也能徵收幾百兩銀子。
不過，上面兩項只能算是小頭，最重要的當為陸餉。
“每貨值一兩者，稅銀二分”，也就是貨物價值的百分之二。另外，對來往呂宋的船隻還要收取“加增餉”附加稅。
在這艘巨大的帆船駛入港口後，鄧書翰便在第一時間帶著數名夥計趕了過來，準備封艙驗貨，待核定完陸餉後，方才准許對方開艙貿易。
可現在倒好，一番查驗後，發現這艘船竟然是特麼的空的！
哎，該不會在海上就與市商提前將貨物給賣了吧？這可是走私！官府偵之，人船皆扣！“我們於南洋墾殖，所產皆為農物，幾無可堪售賣的商品運至天朝。”羅振輝斟酌了一番語言，頗為誠摯地說道：“此番來廣州市舶，主要是採買大明特產，以為足用。就是不知，這出口之物，尚需徵稅多少？”
這要是不給點錢，怕是會多出許多麻煩呀！
“這個嘛……”鄧書翰不由沉吟起來。
我大明朝廷對外洋番商到港後，採買貨物一般是不怎麼徵稅的，除非是朝廷嚴格管制或則限制買賣的貨物，比如說銅、鐵、硝石之類的物資。
但這些東西一般交易量不是很大，收不了幾兩銀子。
不過嘛，這些流落至南洋的番商，想必是要許以我重利，以換得他們的諸事皆遂的結果。
既如此，那就無須再客氣了。
“我們於此需好生計議一番。不知道，爾等都需要買些什麼貨物呢？……這個你放心，我利順行出面，就沒有在廣州買不到的東西。你們皆可全權委託於我，定然讓你們滿意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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