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元日，司馬德宗下詔，廢義熙年號，改元元熙，即日起，便為元熙元年（419年）。
建康城內更是一片熱火朝天的景象，家家戶戶換了新的桃符，所謂桃符，即桃木紙板，上面畫著神荼、鬱壘二神的畫像，釘在門上，用以驅邪鎮鬼。
直到唐代以後，才由秦叔寶、尉遲敬德代替了二神。
城裡的熱鬧與劉義真無關，他如今搭乘船隻，正航行在江面上。
甲板上，劉裕對謝晦感慨道：“來時順流而下，日行二百里，如今溯流而上，日行卻不過五十里，走水路往襄陽，其實速度與陸上行軍無異。”
《唐六典.卷三.戶部》記載：船隻在載重的情況下，於黃河行舟，順流而下者，日行一百五十里，溯流而上者，日行三十里。
於長江行舟，順流而下者，日行百里，溯流而上者，日行四十里。
當然，這只是唐朝時的水運規定，具體情況需要具體分析，譬如劉義真南下時，正趕上豐水期，所以能夠日行二百里。
如今溯流而上，又趕上了枯水期，所以能夠日行五十里。
謝晦聞言，笑道：“乘舟而行，世子能夠減少將士們遠征的疲勞，臣但恨沒有一條水路由荊州直通長安。”
劉義真深有同感，走水路的唯一優勢，就是不需要士兵們用兩條腿趕路。
否則，從建康到襄陽，要走一千五百里，從襄陽到長安，又有九百六十里，合計足足二千四百六十里的路程，只怕就算趕到了長安，也是人馬俱疲，沒有一兩個月的休整，根本緩不過來。
劉義真算了算時日，他走水路到襄陽，正好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再由北岸的樊城下船，走陸路往長安，因為沒有攜帶糧草輜重的關係，可以輕兵疾進，日行七十里，大概十四天能入長安。
全部行程合計四十四天，等到了長安，再休整半個月，大概在三月初的時候就可以東出，那個時間點，春耕也基本結束了，可以大肆徵召民夫，並不會影響關中地區的農業生產。
這也是劉義真挑在這個時間點北上的原因。
通常情況下，打仗也講究不違農時，否則耽誤了耕種與收穫，只會越打越窮，落得個窮兵黷武，自取滅亡的下場。
劉義真突然感慨道：“外患在西，在北，建康偏於東南一隅，實在難為都城。”
如果一旦關中真的有事，光是行軍都要走四十四天，還有從長安傳遞訊息的時間，以及徵召兵馬、籌集糧草的時間，迭加在一起，至少要三個月，救兵才能趕到。
而且到了之後，還不能馬上投入戰鬥。
這種情況下，只怕黃花菜都涼了。
明初能夠從南京發動北伐，前提是元朝政府歷經五十年的持續開鑿與疏通，最終完全貫通了那條三千餘里長的京杭大運河。
除非劉義真肯花費十餘年，乃至數十年，開鑿一條貫通長江、黃河的大運河，否則，根本不可能由建康發動北伐。
楊廣能在五六年內開通運河，是有楊堅開創盛世為基礎，如今的東晉，未來的劉宋，可都沒有這樣的家底。
因此，劉裕、劉義真父子但凡還有進取心，在未來定都時，就不可能選在建康。
原時空的劉裕定都建康，是因為關中之變後，折損了大量的精兵強將，且後嗣闇弱，屬於無奈之下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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