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瑟笑著開口道：“陛下謬讚了。”
“不用謙虛。”威廉四世招呼了一聲門口的侍從，讓他給亞瑟倒了杯酒：“墨爾本他們和你提了嗎？《警察法案》修訂的事情。”
亞瑟揣著明白裝糊塗：“今天我來溫莎的時候，確實聽到了一些風聲。不過，我有一點不太明白。”
“有話直說就行了。”威廉四世開口道：“你不想去？”
“這無關我想不想去，而是不符合法律程式。”亞瑟開口道：“雖然我不知道事情具體是怎麼操辦的。但如果是修訂《警察法案》，那理應委託下院警務委員會進行調查聽證，然後綜合各方意見出具改革建議報告。但大夥兒都知道，下院警務委員會屬於下院臨時機構，裡面的委員也都必須具備下院議員身份，而我並不符合這個標準，所以……您明白的，我對於這一點當然有疑問。”
威廉四世抬起酒杯潤了潤喉嚨：“你說的那些程式，朕當然知道。可你以為墨爾本他們只是想在下院走個過場？不，他們這次打的算盤比你想的要大得多。你要去的，不是下院的臨時委員會。輝格黨正琢磨設立一個警察委員會，名義上掛在內務部之下，但這個委員會實際上獨立運作，專門負責監督全國警察的執法行為，並且要定期為政府提供警務改革的意見和觀點。”
起初，亞瑟還以為輝格黨是想讓他去下院警務委員會里掛個民間顧問的頭銜，但威廉四世的這一番話，卻完全超出了他的基本預期。
就像亞瑟先前說的那樣，在下院的各種臨時委員會當中掌權的都是議員，像是他這樣的民間人士就算參與進去，也只能是以顧問的身份給予建議。
但是，威廉四世口中的政府獨立常設委員會——警察委員會，那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雖然亞瑟還不瞭解這個新設機構具體會掌握哪些權力，但是他正好知道一個與警察委員會性質差不多的機構——濟貧法委員會。
濟貧法委員會是在1834年《新濟貧法》透過後，設立的一個獨立於白廳各部的法定機構。
從理論上來說，它要向議會負責，但實際上濟貧法委員會在運作上掛靠在內務部體系當中，由內務大臣負責監督。但在實際運作中，濟貧法委員會又近乎獨立，不需要逐條聽命於內政大臣，而是直接依照議會賦予的法定職權行事。
換而言之，濟貧法委員會雖然不是完全的“獨立王國”，但它也不像海軍部、財政部等部門那樣，由一個大臣直接負責領導。
而在權力架構上，新設立的濟貧法委員會擁有強大而直接的行政權，可以直接命令地方濟貧會建造濟貧院，並統一管理救濟事務和審查地方賬目。
如果論起集權程度，不列顛當下恐怕再難找出一個比濟貧法委員會更“專制”的機構了。
這種制度設計既讓政府繞開了下院的臨時委員會，也突破了地方治安官和教區對救濟事務的傳統掌控。
但就是這樣一個在濟貧事務上朝綱獨斷的機構，實際上卻只由3名全職委員負責領導，最多再加上下設的秘書處和十餘名助理專員。
而濟貧法委員會中那位地位最崇高的委員兼秘書長，湊巧還是亞瑟的老熟人：曾經先後擔任過傑里米·邊沁先生、前任大法官布魯厄姆勳爵私人秘書的埃德溫·查德威克先生。
或許是輝格黨從濟貧法委員會里嚐到了獨立常設委員會的甜頭，看到了濟貧法委員會既能釋出命令，又能檢查賬目，還能強制推行改革、懲處不配合的地方官員等等的好處。
所以，固然濟貧法委員會既高效又冷酷，並且還引起了一系列社會爭議。但是，從行政層面看，這是每個執政黨都夢寐以求的一把快刀。
它既能替政府承擔繁瑣的事務，又能讓內閣在出現問題時推卸責任，厚顏無恥的甩鍋說：這是委員會的意思，而非內閣的。
從邏輯上來說，這樣的做法確實也很符合墨爾本子爵“不粘鍋，怕麻煩”的性格。
對於墨爾本子爵來說，像是亞瑟這樣的人，正是最合適的候選人。年輕，卻有警務經驗。不在下院，卻能以委員身份在委員會中發揮作用。既能替政府分擔風險，又不會威脅到執政黨的社會聲譽。
當然了，以上是站在墨爾本子爵的立場上得出的結論。
但是，如果站在亞瑟的立場上看問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他太清楚那是怎麼樣的存在了。
自從1834年《新濟貧法》施行以來，濟貧委員會的三位委員儼然成了全國下層階級最畏懼的人物，他們的命令能壓倒地方治安官，能凌駕在教區牧師之上，能讓頑固的鄉紳屈服。
表面上，他們只是掛靠在內務部之下的辦事機構，實則卻是一個手握實權、獨立運作的“常設部”。
對於亞瑟來說，濟貧委員會的權力要比大部分上下兩院的議員還要實在，那三位委員除了頭銜不是大臣以外，在其他所有方面都等同於大臣，可謂是“不是大臣，勝似大臣”。
而如果論起他的老熟人埃德溫·查德威克先生，由於他身上還兼著秘書長的職務，所以實際上他是把大臣和常務秘書的權力給一肩挑了。
如果輝格黨是打算按照濟貧委員會的架構，照葫蘆畫瓢的設立警察委員會……
那麼，這就意味著……
從今往後，倫敦與地方各郡的警務，從此將置於亞瑟在內的幾位專職委員的監督、審查與指導之下！
雖然亞瑟不清楚墨爾本子爵有沒有給他加加“擔子”的想法，讓他像查德威克那樣來個一肩挑。但是，如果他有這樣的意思，那亞瑟絕對是責無旁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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