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解縉頗有野心啊！
一向對道統這方面敏感的一眾文臣都已經品出味來了。
概因自太史公司馬遷著作史記創造紀傳體以來，歷朝歷代的史書都是紀傳體，已經成為了定例。
司馬光寫下煌煌資治通鑑，那是一部完全為了教育君王而寫下的史書。
而現在解縉想要寫的這部《宋末以來中國百年記史》，亦是如此，記錄歷史只是順便，最重要的是藉此表達著史者的觀點。
資治通鑑畢竟是私人著史，所以表達的都是司馬光個人觀點，而解縉要寫的是官方史書，這就代表著大明對過去百年的歷史蓋棺定論！
這可就不簡單了。
這是要討論大明到底從哪裡而來，又是以何立國的問題了，這種道統之事，一向牽動極大。
儒門眾人對此自然不陌生，在儒門發展的兩千年中，道統便好幾次變動過，最大的變動就是孟子。
在一千年前，孟子的地位還沒有這麼高，是從唐朝的時候開始，儒門領袖韓愈認為孟子才是孔子真正的道統傳人，開始拔高孟子的地位。
很多人只知道韓愈是唐宋八大家，都不知道韓愈在儒門中的顯赫地位，韓非之所以不被稱為韓子，是因為韓愈才是韓子，所以韓非就只能稱為韓非子。
從韓愈開始抬高孟子，一直到宋朝，孟子才從諸子之一，變成了僅次於孔子的亞聖，這其中便經歷了數次道統的輪轉。
儒門道統尚且如此，更遑論一個王朝的道統來處！
這時殿中諸文臣皆將目光投向了站在外戚行列中的李祺，若說解縉此事的背後沒有李祺，打死他們都不信。
解縉的確是有才，可李祺才是舉世公認的史學大家，而且李祺的學說中，有非常多的名實之辨，非常注重名正言順，是相當正經的大道。
朱棣也大概猜出這是李祺所為，他對於大明道統實際上沒有太多的要求，大明江山穩固，那些東西有什麼重要的。
但他沒忘記自己要配合李祺演戲之事，於是出聲問道：“李卿，你是舉世公認的史學大家，又是鴻學大儒，解縉所言之事，你以為呢？”
李祺施施然從朝列中走出。
“啟奏陛下，解縉所言之事，臣亦有思量過，方才又統籌諸面，如今正值元月初一的大朝會，共襄盛事之日，當有一番言語，上秉於陛下，而下告於臣民。”
“李卿儘管暢所欲言，這等國朝大事，正要與諸公卿勳親、鴻學大儒商議。”
“大明之天命乃至於統序源自何處，臣一人之言，明顯不足以說服天下，是以臣暫且不說，只說說其餘往昔諸王朝，皆是如何得命而據有天下的。”
李祺不疾不徐，殿上群臣竟然有種幼年時跟著夫子讀書時的錯覺，再一想李祺本就是當今天下最負有盛名的大儒，入室弟子雖少，可座下學生卻如天上繁星。
一眾文臣自然是緊緊盯著李祺，而勳貴之中諸如張輔這一類自然亦是靜靜聽著，還有如同淇國公、高陽郡王朱高煦這等純武夫，從解縉三問時，就已經開始打哈欠了。
“自三皇五帝以來，天下有德者居之，可真正以德而立朝的唯有夏。”
李祺不等眾人反駁便接著說道：“因為只有夏是不經過戰爭而立朝的，禹王治水，挽救九州萬方，所以夏乃是以德而立朝，九州皆賓服，自願臣服於夏禹。
這是最上等的立朝之法，所以夏朝得國最正！”
這下沒人能反駁了，禹王治水定九州，國祚綿延四百年，這是三代之治，豈容置喙？
不戰而天下賓服，的確是最上等的立朝之根，夏朝最正無可辯駁。
至於歷史是不是真的如此，那太久遠了沒人知道，反正孔子是這麼說的，歷朝歷代都是這麼供奉的，太祖的帝王廟裡，還放著大禹呢。
朱棣亦笑言道：“李卿所言沒錯，惟賢惟德，能服於人，夏禹有德而得天下，實為最正！”
“再次一等，乃是商湯、周武、漢高、光武、唐宗這五君，這五位君主，誅夏桀、商紂之暴，而除秦、新、隋之亂，有大功於萬方臣民，加以冠冕，自承天命，得國亦正！”
話說到這裡，殿中群臣便已然知曉，大明大概便是屬於這一檔次，歷史上那麼多王朝的開國君主，能夠與這五位並列，已然值得誇耀，朱棣臉上笑意很是明顯，甚至生出一絲傲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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