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己住所，袁可立對自己和皇帝交流的內容，仍舊難以置信。
他是實在沒有想到，自己和皇帝的私下交流，定下這麼多事情：首先是內廷衙門，除了錦衣衛外，皇帝要走了詹事府、欽天監、太醫院。
而且把國子監改稱太學，以後皇帝要建立大學，培養大學生。
內廷和外廷徹底分開，再無含糊之處。
這是一件好事，約束皇帝以後不能再胡改亂改。
袁可立仔細記下，決定儘快上疏，定下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三法司調整，也是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他身上還有協理三法司的職務，擔負這個重任：
刑部被大改了一番，審判職能被劃給了在大理寺新設的法庭。
城區還要設立政務署、廷尉署、衛尉署，仿照行省三司，重新三權分立。
也不知這種做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行政、司法、執法三權分立說著簡單，實踐中的配合，卻不是一句兩句話就能說清的。
袁可立最擔心的就是錦衣衛管轄的衛尉寺亂來，文官又太強勢，想要像架空都司一樣，架空衛尉署衙門。
那樣兩方必然會爆發劇烈衝突，甚至引起皇帝干涉。
再想到錦衣衛和衛尉寺官員被皇帝定為文職軍官的事情，袁可立現在明白，皇帝為何讓他一個兵部尚書，負責三法司改制：『我是兵部尚書，必然要保障文職軍官權力。』
『否則兵部的武官和轉任武職的文官後代都會不滿，我這個兵部尚書就很難當下去。』
『陛下知道這點，所以讓我負責三法司改制，保障衛尉寺職權。』
這種深謀遠慮，袁可立覆盤之後才想明白。
對皇帝的心機，也有了更深認識：
這位皇帝真像一些官員說的，頗類世宗皇帝。
希望他能將這些心機，更多地用在正道上。
想到世宗嘉靖皇帝的事情，袁可立心中就有一些憂慮。那位少年皇帝，絕對是太祖、成祖之後，文官的又一噩夢。任何一位文官，都不願面對那樣的皇帝。
不過想到當今皇帝劃定法律法規和詔令級別，以及戒嚴令的事情，他覺得皇帝對外廷還算尊重，寧願麻煩點用戒嚴制度奪權，也沒有強行使用中旨，甚至使用廷杖——
用制度還有得爭，用廷杖就沒辦法了。
他只能希望當今皇帝更多地是用制度，官員也不會逼得陛下用廷杖。
這樣想著，袁可立覺得戒嚴制度要儘快定下來。不管哪一方更得利，都要用這個制度約束。免得無法彌合，皇帝以後用廷杖掀桌子。
最後就是磨勘法，以及延伸出來的官吏遷轉制度，還有明法科、明算科和司法數算考試的事情。
這些對朝野都是大事，但是袁可立知道，除了武官的遷轉由兵部負責、明法科和司法考試也歸自己外，其它的更多是皇帝要放出風聲，要透過自己傳出去。
所以他打算在外人自己和皇帝的談話內容時，多談這些方面。
其它的需要保密，免得生出事端。
不出袁可立預料，很快就有人上門試探他的口風。皇帝特意留下一位大臣面談，還在西苑談論了那麼久，許多人迫切到底談了什麼。
袁可立把該隱瞞的隱瞞，把官吏遷轉規範和增加明法科、明算科的事情放出去，引起一片譁然——
任誰都想不到，皇帝和袁可立私下談話，商定了這樣的大事。
雖然事情還沒有完全定下來，但是誰都看得出，扳倒閹黨后皇帝強勢，朝堂上最多小修小改，不會有大變動。
明法科和明算科的設立已是定數，官吏遷轉的事情，多半也不會變。
想到自己身上的正七品官職，一位科道官員說道：“這是嫌我們升得太快啊！”
“以後升到正五品以上，可就太難啦！”
心裡有些酸溜溜，對當今皇帝有些腹誹。
以前的大明皇帝對立功科道官員經常直接加寺丞、少卿，當今皇帝繼位後設立各級加銜，給半品加銜就是賞賜。
本以為這樣也就算了，沒想到現在又推行磨勘法和年功。沒有相應年功，就無法減磨勘年份，也無法提升品級。
以後皇帝對他們的功勞，多半是賞賜一年功、兩年功，而不是提升半品加銜——
皇帝是越來越小氣，賞格越來越低。
就連升官最快的科道官員都是這個想法，其他官員就更不用說了。
科道官員好歹還增加了彈劾尸位素餐官員的職能，權力又大了點，立年功也更容易。
他們這些官員權力沒有增加，頭上卻多了個緊箍咒，不立下年功減磨勘，就只能積累時間序遷。
甚至序遷都有限制，只能到正五品。沒有年功的話，那就只能滾蛋。
這讓那些在衙門裡不理本職、只想著如何升遷的官員，對磨勘法抱怨連連：以前的官員那麼輕鬆，為何輪到我們就那麼苦？
為何要實施磨勘法，不按原來的辦法？
“原來的辦法？”
“原來沒有考課嗎？”
“五品以上仍舊實行的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就是原來的辦法？”
“但是現在有幾個遵守的？”
本章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