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華國上下對外匯的需求只增不減，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工廠嗷嗷待哺，都眼巴巴地等著外匯來進口先進裝置、引進關鍵技術、償還國外貸款。
可此時華國的出口產品以農產品、礦產品這些初級產品為主，附加值低得可憐，根本賺不到多少外匯。於是“千方百計擴大出口、多創外匯”成為了經濟工作的頭等大事。
但問題是，八零年代的華國對西方世界的商業規則和金融體系幾乎一無所知。參與經濟決策的幹部們，要麼是貧下中農出身，要麼是功臣後代。
除了極少數領導曾經出國考察過，三四十歲以下的幹部中，見過市場經濟真實模樣的鳳毛麟角。
就連相關的書籍資料都極度匱乏，能找到的幾本也大多是經過加工的二手資訊。飯局上裴瑜就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一些處長會如獲至寶地捧著一本外國企業家的傳記，把它當成管理學的聖經來研讀。
在某次飯局上，裴瑜被介紹給了國儲局的幹部。這次飯局的規格明顯更高，地點選在了國賓館。
裴瑜跟著厲以寧教授走進了一間包廂。包廂裡已經坐著幾位氣度不凡的中年人，為首的正是國家物資儲備局的孫局長。
厲以寧教授熱情地做介紹：“孫局長，這位就是我跟您提過的裴瑜同學。裴瑜啊，這位是國家物資儲備局的孫局長。”
裴瑜剛要問好，坐在孫局長旁邊的一位面容精幹的中年人就笑著插話道：“小裴同志，你可能不知道，我們國儲局在期貨市場上也是摸爬滾打好幾年了。說起來，我們可是國內最早接觸期貨的單位之一。”
這位正是國儲局期貨部的張處長。在1986年的華國，能稱得上期貨交易專家的屈指可數，而國儲局的幹部們絕對算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作為全國少數幾個獲准參與國際期貨交易的單位，他們肩負著為國家重要戰略物資保駕護航的重任。
國家儲備的物資動輒就是幾十萬、上百萬噸的量級。透過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就像給國家物資上了個價格保險，雖然不能指望靠期貨賺錢，但至少能避免國際市場價格暴跌帶來的損失。這種操作對國家儲備來說再合適不過了。
不過，一開始摸著石頭過河，難免會有摔跟頭的時候，國儲局為此付出過大筆的學費。
國儲局的孫局長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說話慢條斯理。他上下打量了裴瑜一番，看著裴瑜落座，笑著問道：“小裴同志啊，聽說這次你在東京那邊，買了不少石油的多頭合約？”
“是的，孫局長。我當時分析了歐佩克的產量政策，還有美利堅的貨幣政策，覺得短期內油價有上漲的空間。”
孫局長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和身旁的郭部長交換了一個眼神：“我們局裡經過多次研判，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考慮到能源安全，我們正在研究增加石油戰略儲備的計劃，同時在期貨市場建立相應的對沖頭寸。”
聽到這裡，裴瑜察覺到話中的關鍵資訊，問道：“這麼說，國儲局目前還持有石油的多頭倉位？”
孫局長笑道：“我們確實有一些頭寸。”
這時，一直沉默的郭部長正了正身子，表情嚴肅地說：“現在國際石油市場變化莫測，我們必須提前做好準備。一旦油價出現大幅上漲，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將是全方位的，從工業生產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會受到衝擊。”
裴瑜組織了一下語言，慎重地說道：“各位領導，根據我的分析，國際原油市場的走勢即將出現轉折。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油價很可能會進入下行通道。我建議國家的石油儲備政策應當以穩健保守為主，在維持現有規模的同時，做好應對油價下跌的充分準備。”
這話一出，包間裡頓時安靜了下來。幾位領導露出詫異的神色，顯然對裴瑜的新觀點感到意外。
裴瑜的建議意味著要讓國儲局改變既定的策略。如果判斷失誤，國家將面臨巨大的損失。這不是個人得失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國家利益的大事。
如果說國內企業間的債務問題還只是“肉爛在鍋裡”，那麼在石油期貨市場上的決策失誤，就等於是把真金白銀白白送給了外國。
雖然系統的提問額度還沒有完全恢復，裴瑜沒有辦法精確預測油價會跌到哪個具體點位上，但對於原油市場整體走勢的判斷，她還是拿得準的。